张小英之死的制度分析--湖南长沙宁清平律师

「张小英之死的制度分析」

→老清发表于 2006-9-24 15:56:00

张小英死亡的制度分析   一个打工的湖南女人张小英，在广东，只因为她的铁锹不小心刮擦了别人的车，就被这个车主一个耳光打入另外一台车的车轮之下，脆弱的头颅硬不过车轮的无情，就此丧失了性命。此事被媒体传开之后，众人对车主口诛笔伐自然是免不了的事；在对我的这位不幸的老乡深表同情之外，我不禁想：张小英之死，除了偶然因素之外，还有没有制度原因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看看出外打工者到底有多少人权？   打工是为了赚钱，也是为了生存与发展，但是从目前许多案例来看，打工者的血汗钱也未必能得到保障；为此国务院总理出面为打工者讨工资成为了“以人为本”的此届政府极力宣传的一个经典亮点；但是，富士康与《第一财经》让我们更进一步看透了权力、资本、知识是如何相互吹捧而置劳工的权利于不顾。在这场闹剧中，当地政府对血汗工厂一直持不作为的态度，没有发出半点声音；当地法院发挥了很高的办案效率，真是尽快立案、尽快保全，还承诺尽快审结，与本律师代理讨要政府工程款案件的审理真是有天壤之别（我代理的政府拖欠工程款案件，在法院29个月，居然连造价鉴定都没有启动）；媒体开始还保持点矜持，但是后来在权力与资本前面也乱了方寸，顾不得那么多了，投怀送抱去也；资本最终笑纳天下，只有打工的权利没有得到半点救济。   打工者没有长期居住权，他（她）们只有暂住权；为了这个暂住权，还得及时办个暂住证，交点费；一个刚走入社会的湖北籍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携带暂住证，在广东为此而失去了性命。据我阅读网上的文章，一个湖南女人因此而被关进了收容站，惨遭多人强奸。十多名打工者因此而被烧死在广东某收容所的车子里。显然，在自己亲爱的祖国，外乡打工者居然得不到“国民待遇”。   打工者在当地没有选举权。如，深圳某社区居委会开出的非户籍选民条件为“ 1 ＋ 4 ”，具体为：户籍不在本社区的居民，必须由户籍所在地的居 ( 村 ) 民选举委员会或村 ( 居 ) 民委员会出具本人不在户籍所在地进行本届选民登记的证明，居民同时必须具备以下 4 个条件 : 在本社区有自有产权的固定居所、有固定合法生活来源、连续居住半年以上、并享有政治权利的居民。不说别的，单其中要求拥有房产的财产要求，就可以将绝大多数打工者拒之门外；深圳一湖北籍居民江山，先后六次起诉到法院要求确认选民资格，法院居然不同意受理；第七次到法院要求立案，虽然受理了，但仅仅因为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就判决其败诉。   打工者没有当地的福利保障权利。   打工者没有组织自己维权团体的权利，没有自己的组织出面为自己讨回公道。   打工者只是一个过客，一个谋食的过客；尽管，他或她为当地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但他或她没有权利享受这份繁荣，没有权利分享劳动的成果。这不，当2008年奥运会还没有来之前，北京就已经放出风声来，到时，要将数百万民工打发回家，以免影响奥运的风光。   从上述现状可见，打工者充其量只是经济动物，在法律上讲，还没有真正地、充分地享有做人的完整权利，遭受别人的欺凌就成了难免之事。   列举上述人权之后，也许有人会问：这些人权与张小英的命运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泛政治化了呢？人权，顾名思义，就是人作为人而应当拥有的权利，是关于人的尊严的权利。大致上可以分为二类，一类为经济权利，如，劳动权及获得劳动报酬权；一类为政治权利，如，选举权、结社的权利。这二类权利都是十分重要的，经济权利能为人的自由提供物质保障，人因为有财产而获得尊严，不要向人乞讨，摆脱任人颐指气使的状况，使人获得免受物质困乏的自由；而政治权利，则为经济权利提供了制度保障，这些权利可以制约权力（包括资本权力），从而使人们可以免遭或减少遭受权力的侵犯。举二个例子，一个是，城管追小贩往往是城市经常上演的生活剧，如果商贩的财产权利得到法律保障的话，城管就没有权力将商贩的西瓜当场砸得满地都是；非经过公正的审判程序外，任何人的财产权利不得非法剥夺和侵犯，这是世界人权公约的基本原则之一；这样，城管不会成为一个盛行暴力的行业，城管也不需要装备任何先进的冷兵器，而最需要的将是耐心而文明的执法智慧。一个是，如果民工有真正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我可以断定，没有那个有政治智慧的官员敢说出将数百万民工在奥运期间“驱出”北京的想法，即使他想这么做，也没有这个胆，因为如果他这样说了，他的政治前程就此断送，因为他的计划得罪了多数的民意。同样道理，正因为打工者是多数，尽管他们没有太多财富，更多的是赤贫，但他们手中的选票就是最大的财富，他们的民心和民意就是最大的财富，许多官员为了政治前程会自觉充当或争取担任民意代表，或为民请命、或为民代言。如果这样一来，打工者上述权利自然会提到日程上来，从议案变成法案，指日可待。   回归主题，张小英仅仅因为她的铁锹将他人的车子刮划了一下，就此命丧他乡，排除行凶车主个人性格因素外，我想，车主对打工者的歧视应当是他无所顾忌地大打出手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述制度性因素无疑为车主的主观判断提供了现实依据（据媒体反映，车主是一家有200打工者的成衣厂老板，他对打工者的地位最清楚），成为车主骄横的潜在因素之一。另一方面，打工者外乡生活之艰难往往促使打工者向二个极端发展，有些人将他乡作战场，无恶不作，如广东前段时间盛行的“砍手党”，则属于此类；另一类则形成了逆来顺受的群体，丧失了反抗的意识，张小英则应属于后类，否则，她手中的铁锹即使不将车主的头颅砍下来，至少能成为她正当防卫的工具。   抺去张小英亲人的痛，制裁车主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为了更多的张小英、陈小英、王小英在他乡能得到尊重，我想，我们应当从制度上着手，将自救的和防卫的权利还给打工者自己，把做人的尊严还给他（她）们，让他（她）们不论在何时何地，只要他（她）们在祖国，他（她）们的尊严不容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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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人权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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