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 参见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99页。
［３］ 我国台湾学者陈猷龙先生持此观点，他认为“撤销权仅系使诈害债权行为自始无效之权利，仅行使撤销权并无法发生回复原状或损害赔偿之效力，至起诉时同时行使代位权，声明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于债务人或自己者，则系另一诉之合并，该另一诉虽以撤销权之行使为前提，但究非撤销权行使之当然效力，故撤销权应只认系形成权性质，方与诉讼实务相合。”参见彭松江：《债权人撤销权之理论与实务》之［注三］，同注［1］。此一观点在我国台湾地区于修正民法第244条第4项增订后，已无存在之空间。
［４］ 此观点实际上是责任说的观点。责任说是对形成权说的发展，因此本文将其列为形成权说。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对形成权说的阐述依采此观点。参见黄立：《民法债编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483页。
［５］ 采折衷说的我国台湾学者有张龙文（《民法债权实务研究》，第26页）、史尚宽（《债法总论》，第479页）、钱国成（《民事判决评释选集》，第43页）、欧阳经宇（《民法债编通则》，第231页）、彭松江（同注［1］）等。我国台湾地区于修正民法第244条第4项增订：“债权人依第一项或第二项之规定声请法院撤销时，并得声请命受益人或转得人回复原状。”依有的台湾学者解释，此项规定系采折衷说（参见彭松江：同注［1］）。
［６］ 关于此问题，学界存有三种不同见解：（1）撤销权请求权同等说；（2）以请求权为主撤销权为从说；（3）以撤销权为主请求权说为从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种观点不承认仅以撤销行为为目的之诉。参见史尚宽：同注［2］，第478页；张文龙：《民法债权实务研究》，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14页。
［７］ 史尚宽：同注［2］，第476-477页。此外，德国通说采取此说的原因，在于其撤销法第7条规定：「1. 债权人于满足其债权必要之范围内，就得撤销之行为而自债务人财产转让，给与或舍弃者，视同仍属于债务人，而得请求收受人返还。2. 无偿给付之善意收受人于其受益之范围负返还之责任。」合同法第74条规定之文字，并不相同，因此无法为相同之解读。
［８］ 史尚宽：同注［2］，第477页。
［９］王利明：《撤销权的若干问题探讨》，载《民商法研究》（第三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32页。
［１０］参见余延满：《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4页；欧阳经宇：《民法债编通则》，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230页。
［１１］彭松江：同注［1］。
［１２］我国大陆学者王利明认为，债权人撤销权是债权的一项附属权利（王利明：同注［9］，第632页）。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对此持不同意见，其观点如下：参考台湾民法第244条第3项规定：「债务人之行为非以财产为标的，或仅有害于以给付特定物为标的之债权者，不适用前二项之规定。」说明了个别债权与撤销权并无关联，撤销权规范之目的是基于债务人的总财产，是所有债权人债权的担保。只有当债权人在无资力状态且有诈害行为时，债权人才容许行使撤销权，证明了这并不是特定债权的附属权利，而是类似于自助行为的规范。（参考台湾民法第151条规定：「为保护自己权利，对于他人之自由或财产施以拘束、押收或毁损者，不负损害赔偿之责。但以不及受法院或其它有关机关援助，并非于其时为之，则请求权不得实行或其实行显有困难者为限。」）
［１３］虽然我国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关于第三人的规定与无诉讼无判决的原理不符，但是目前该规定尚未有被动摇的迹象，因此本文将此作为本文立论的解释论基础。我国台湾学者杨与龄先生认为，“债务人之行为，一经撤销，即自始无效。如为给付，即属不当得利。债权人诉请撤销时，并得声请受益人回复行为前之原状（民二四四４、1999增）。”（杨与龄：《民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133页）此种观点虽与本文的观点类似，但由于台湾民法学界通说采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而且依照现行台湾民事诉讼及强制执行法，不认为形成权兼具请求权之性质，无法以一撤销判决达到回复财物之目的。
［１４］王利明：同注［9］，第663页。
［１５］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折衷说实际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应以债务人、受益人为共同被告，如有转得人时，其转得人亦为共同被告；另一种观点认为撤销之诉仅为形成之诉时，以行为的当事人为被告，兼有给付之诉时，并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被告。持折衷说的学者一般认为第二种的观点较为妥当，因此本文仅就第二种观点进行讨论。参见张文龙：同注［6］，第26页。
［１６］关于撤销权行使之后的法律效果，究为绝对无效还是相对无效的争论介绍与评析，详细内容请参见史尚宽：同注［2］，第498-501页。需要注意的是，撤销权行使的法律效果中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与合同无效中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并非同一概念。我国有学者认为在撤销权行使的效果问题上，采绝对无效说并不妥当，其理由为转得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善意的，在此情况下，其可以依据善意取得制度取得财产（参见王利明：同注［9］，第671页）。本文认为这其实是混淆了上述两个不同的绝对无效的概念。
［１７］关于无效的法律效果得否对抗善意第三人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陈忠五先生认为：“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究竟是否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乃属另一法律问题，不论法律是否订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应从私法上信赖保护原则与维护交易安全的观点加以思考，与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性质的认定无关。”参见陈忠五：《法律行为绝对无效与相对无效之区别》，载《台大法学论丛》第二十七卷第四期，第193页。
［１８］法释［1999］19号第14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我国亦有学者认为，债权人向法院起诉债务人以后，又向同一法院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之诉的，如符合法释［1999］19号第13条规定的条件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起诉条件的，应当立案受理；不符合法释［1999］19号第13条规定的，告知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住所地法院另行起诉。本文认为即使依照此种观点，债权人于提起撤销之诉时一并提起的代位之诉因不符合法释［1999］19号第13条的规定，因而也应由被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参见崔建远：《新合同法若干制度及规则的解释与适用》，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3期。
［１９］戴世瑛：《债权人代位权制度之目的、发展、存废与立法评议》，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7卷，第109页。
［２０］欧阳经宇：《民法债编通则实用》，汉林出版社，1977年版，第233-234页。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认为：“所谓对于转得人亦得行使撤销权，即谓债权人对于恶意转得人之关系，得撤销债务人之有害行为，而请求债务人财产之返还，并非撤销转得人与受益人间之行为。”参见史尚宽：同注［2］，第501页。
［２１］彭松江：同注［1］。
［２２］类似观点请参见黄茂荣：《债法总论》（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73页。相反观点参见王利明：同注［9］，第655页，他认为转得人依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财产的，债务人不能请求转得人返还财产。本文认为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与善意取得制度为两项不同的制度。在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债务人的转让行为与受益人的转让行为皆为有权处分行为，该行为只是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之后归于无效或丧失法律基础，与善意取得制度的纯粹的无权处分行为并不完全一样。因此，债权人撤销权制度中的善意转得人较之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第三人，自更当提供信赖保护。因此本文认为善意转得人只要具备善意有偿要件，即使其尚不具备善意取得制度的其他要件，也应认为债权人不得请求其返还财产。
此文章共有6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查看汪淑华 梅瑞琦的其他文章 本文关键词：撤销权
收藏到法律网摘 讨论 打印 页顶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