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衡平”的历史发展
如前所述，“衡平”作为弥补法律之不足的原则，可以说是伴随着法律逐渐形成并发展的。本文将分罗马法、英国普通法与衡平法、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着四方面来描述它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并结合一些具体案例来分析它在实践中的适用。
⒈罗马法的“法之极、恶之极”——罗马法学家西塞罗对一起土地侵占案的观点
在古罗马，采用的是一种“格式诉讼”，即对于各种类型的案件，采用相对应的“格式”，原告的陈述、举证、诉讼请求必须符合对应的“格式”，才能得到支持。
在一起土地侵占案中，原告准备进入自己的土地，但遭到被告的阻挡，原告提起诉讼。但是，在罗马法中，关于土地侵占诉讼的“格式”是：以暴力强夺他人之地，应回复占有给他人。被告因此主张：自己只是阻挡原告进入该地，并没有用暴力强夺该地，所以原告无权起诉。
针对被告的这种观点，法学家西塞罗指出：这等于说“人家以武力强迫我离开我家时，我就有诉权；而人家阻止我进入我家时，我就没有诉权”，此观点显然是荒谬的。如果我们为了言辞而歪曲事实，并把记述这些言词的人的意志、计划和权威，全都置之不理，那么不管什么样的法律、决议、条约，都可能被变为无效、或被破坏。
这一案例就是“法之极、恶之极”的具体表现。此句格言，并非西塞罗所创，但在罗马流传很久，众所周知。对于这句法律谚语的来源和意义，哲学家、法律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讨论热烈，在法律层面上获得了三点共识：第一、此项格言，适用于所有法律领域，包括公法、国际法、民法以及诉讼法；第二、其中的“法”兼指法律和权利；第三、此格言的内容包括“用衡平缓和严格法”和“克服权利滥用”。
⒉英国的普通法与衡平法
在英国，普通法是指法院共同适用的法律，是在1066年诺曼征服后，由皇家法院将现有的习惯加以普遍化而创造形成的法律，它逐渐适用于全英国。
普通法的特色在于程序限制权利、权利源于程序，程序则依据“令状”进行。所谓“令状”，也即“诉讼格式”，是由大法官的书记以国王名义签发，上面记载着进行诉讼的要件，其数目、种类均十分有限，到1832年，还只有76种，各种诉讼格式都有严格的要件，当事人的陈述若非完全符合，必遭败诉。这种严格的格式主义诉讼，因专门职业上的因循守旧，造成僵化，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产生了衡平法。
在普通法法院因限于严格格式主义而败诉的一方，为了获得公平判决，可以向国王申诉，由大法官按负责处理。早期的大法官为神职人员，断案多凭良心上的公平，不受普通法的约束，诉讼程序也不具形式，从而比较能够缓和普通法的严格性，以适应社会的需要，这类案例就形成了“衡平法”。由于最初因大法官只根据自己的良心就个案而判决，所以时常发生冲突矛盾，其后采用了“判决必须附理由”和“判决拘束”理论，使衡平法逐渐体系化。
针对这种衡平法，法学家圣格曼尼认为：理性和良心为衡平的基础，实现正义必须斟酌考虑个案的所有特殊情况，用仁慈调剂正义，如果仅仅根据法律文义加以裁断，实属违反正义。更有人称衡平为“受规范的正义”，正义虽然受到规范，但却与仁慈相结合，如同鞋店提供不同形式种类的鞋，使其能够适合于每个人脚的长短。
在13、14世纪，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法院尚能和平共存，但到了16世纪，两者为争夺管辖权而发生冲突，英王詹姆斯一世判定“普通法和衡平法互异时，衡平法优先”，衡平法法院管辖权因之更为扩张和巩固。但在之后，衡平法本身的缺陷开始显现，尤其是高昂的诉讼费用和迟延，导致其难以有效的补救普通法的不公平，最后在1873-1875年的英国司法条例取消了普通法法院和衡平法法院的区别，从此所有的英国法院都有权适用普通法和衡平法，“诉讼格式”也被废除。但是数百年的制度观念仍根深蒂固，诚如英国法制史学家Maitland所言“格式诉讼制度虽然已被埋葬，但仍从坟墓支配着我们”；英国法官Lord Aktin也表示“当这些古老的鬼灵带着中世纪的脚镣、发着声音在立在通往正义的路途上时，法官应坦然无惧的通过”。
由此可见，衡平法不是独立自足的法律体系，而是普通法的补充和诠释，它以普通法地存在为前提，补普通法之不备，给予新的救济方法，尤其是缓和普通法的严格性。
衡平法创造了许多重要制度，例如信托、禁令、和强制契约履行等。有许多格言浓缩了衡平法的原则，例如“寻求衡平救济者必须先履行自己在该争议中的义务”、“法律文件书写不正确应允许当事人按其真意加以改正”、“请求法院救济者须有洁净之手”。
⒊近代民法中的衡平——解读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故事中的法律
对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基本上可以说是众所周知，但为了便于之后的分析，故仍作一简要叙述：
在该故事中，安东尼奥是一个基督徒，乐善好施，放贷从不收利息，因而广受敬重；而犹太富翁夏洛克则斤斤计较，向来放高利贷，被人们憎恶，安东尼奥也十分鄙视夏洛克；为了帮助朋友巴散尼奥求婚，安东尼奥向夏洛克借款3000元应急，夏洛克提出严苛条件，双方约定如果到期不能还钱，夏洛克可以随意在安东尼奥的身上割下一磅肉，作为处罚；安东尼奥原本预期其商船可以如期返回，货物出售足可还债，但不料商船遭海难倾覆，导致无法按期偿还夏洛克的债务。夏洛克向威尼斯法庭主张权利，要求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当地行政长官以及全城百姓恳请夏洛克宽限时日，夏洛克加以拒绝并坚持起诉。在法庭上，求婚成功的巴散尼奥赶到，愿意出三倍的钱立即偿还给夏洛克，但夏洛克仍加以拒绝并执意坚持要求照双方约定处罚。法官最后按照法律判决夏洛克有权要求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块肉，但同时表示约定中没有说允许夏洛克可以取走一滴血，如果夏洛克在割肉时流下了一滴血，按照法律其财产就要全部充公。最终夏洛克悻悻而去。
《威尼斯商人》虽然只是一个故事，但在法律上可以有不同的思考或者解读。
德国法学家耶林在“为权利而斗争”一文中，严厉批评威尼斯法庭的判决，强调个人为自己的权利而奋斗，具有极崇高的意义；为权利而斗争就是为法律而斗争，当事人提出诉讼，不仅在于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在于维护整个法律；当夏洛克表示“我要求法律允许我按约定执行处罚”时，他已经不再是要求割一磅肉的犹太人，而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威尼斯法律的化身，他的权利和威尼斯的法律成为一体，当他的权利消灭之时，威尼斯的法律也就消灭了；契约内容如果违反善良风俗，当然可以认为其无效，但威尼斯的法官不根据这个理由，而竟然采用诡计，即承认契约有效，又附以割肉不出血的条件，这如同承认某人可以从某处通过，但又不允许其留足印在地上；此种判决，夏洛克何能信服？在他悄然离开威尼斯法庭之际，威尼斯的法律也就悄然毁灭了。
而德国民法学者Esser则认为，威尼斯法庭的判决是基于衡平思想，缓和了威尼斯法律的严酷；衡平思想的重要作用，不在于对法律的公开抗争，而在于对契约或者法律解释方法上加以宁静的影响，引入法律的价值观念，以排除“法之极”所带来的“恶之极”；威尼斯的法官对夏洛克割肉的要求，不采用权利滥用的观点，而是依据契约解释加以否认，具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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