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议庭制度　[www.dffy.com]

　　内容提要：文章首先认为追求裁判事实的客观化和体现法律的精神，以及审判权的相互制约，是设置合议庭的内在机理和功能所在；其次，文章就禁止弃权、展示心证过程、发言顺序限定、过半数判决等合议原则进行了论述；最后，分析了我国审判实践中合议庭的运作现状及其弊端，并就如何改进和完善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合议庭功能评议原则完善

　　合议庭是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重要表现形式，我国民事、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法都规定，法院行使审判权的组织形式有两种，即独任制和合议制。在民事诉讼中，除第一审程序中的简单案件适用独任制进行审判外，

二审、再审、重审及一审中的非简单民事案件，一律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世界各国法律都规定了合议庭制度，可见，合议庭制度在审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我国现行立法对合议庭制度规定过于粗略，学者们也没有在理论上对合议庭制度进行探讨和分析，因而在审判实践中，合议庭制度本身应有的功能没有得以发挥，甚至有些法院，其合议庭审判纯粹流于形式，有名无实，这已是大家共知的事实。针对我国合议庭制度的现实状况，本文拟就对合议庭设置的内在机理和功能，以及评议原则进行一番讨论，以期改进和完善我国现行的合议庭制度。

　　一设置合议庭的内在机理及其功能
　　（一）追求裁判事实基础客观化。在民事审判中，主要涉及两大问题，即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对民事案件的裁判，也就是对事实适用法律，即以法律为大前提，事实为小前提，依照三段论的推理方法获得结论。探知案件真实事实的最有效的方法是，事实审理者自己能够亲自耳闻目睹，这样能够获得最高的确信度。然而诉讼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均是法官无法干预的过去的事实或行为，这种具有最高确信度的事实探知方法，自然不能适用。于是，唯一的探知方法只能是，依据直接经历者当事人或证人对案件事实所作的叙述（当事人陈述或证人证言），或案件发生时记录的文书材料（书证），以及其他证据材料对事实进行判断。这种判断是间接性的，探求事实真实将面临诸多困难，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更何况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文书材料等证据资料，由于故意或过失的原因，本身也会出现错误。法官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认定事实，依据不甚充分的资料和间接的方法，对事实作出的判断结论当然就会欠缺充分性和完整性。就我国民事诉讼制度而言，法官审判案件，有审判期限的限制，任何一个案件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裁判，在这种情况下要充分的认识案件的客观，其困难和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日本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教授认为，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追求完全的实体真实往往不可能，只能退而求其次，追求程序正义，实现程序公正。①
　　由此可见，法官所谓认定事实，并不是认识或确认事实，亦即不是发现案件的客观事实，绝大部分不过是主观推理或推测，甚至是一种臆测。日本学者中岛弘道认为，司法审判中对事实的认定，具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不完全性。法官认定事实由于其认识方法的间接性，以及其他诸多困难所至，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不确实性。第二，意志性。依据不完全的方法认定事实，往往难以达到“确信不疑”的程度（强的心证），而基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和现实的需要，达到某种程度的心证时，便抛开其他微弱的疑义，果敢地对事实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并不完全是“知”的结果，另有“情”和“意”协助作用。第三，创造性。审判上对事实的认识，由于“知”的能力所限，除忠实的听从理性之外，还要服从意志。换言之，事实的认定，并非纯粹是对过去事实的忠实描述，或者展现过去已发生过的事实，却是在一定程度上抹杀过去事实的某种“创造”。② 英国证据法法学家丹尼斯（I.H.Dennis）指出：“我们对事实审理者合理期盼的，也是事实审理者能做到的就是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作出最佳的判定。这最佳的判定就是最大限度的接近在这个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事实，但却不能保证其准确性。”③
　　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无疑应当以裁判基础的真实性为基本前提，裁判基础（对事实的认定）的真实程度越高，裁判的公正性也就越高。尽可能地克服法官在认定事实中的“意志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的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使法院裁判客观化，是设置合议庭制度的内在根据之一。因为在合议庭共同认定事实的情况下，每一个法官在认定案件事实的逻辑思维过程中，既包括有客观的、合理的成分，同时也必然含有法官的“意志性”和“创造性”。在许多情况下，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中所包含的主观成分和客观成分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由于客观的东西更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因而在合议庭进行评议时，法官认识案件事实中所包含的客观成分会相互重叠、补充，从而强化对案件事实认识的客观化。与此同时，法官认识案件事实中所包含的主管成分则相互“碰撞”，因为主观的东西更具有个人属性，其结果必然是相互抵消各自的主观性，使得对事实的认定更趋于客观化。
　　（二）抑制主观偏见，把握法律精神，统一适用法律。在已经认定的案件事实基础上，法官理解和适用法律作出裁判，同对事实的认定一样，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主观性和创造性。不同的法官因其所受的教育程度、思想品德、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潜在的好恶心理等个人因素不同，对同一法律条款都或存在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凯尔瑞斯认为“先例原则在具体案件中既没有导向作用，司法判决最终仍然是基于法官的价值取向而作出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因法官不同而不同，法律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④ 美国现实主义法学在分析个人特质对判决的影响后，甚至认为个人的经历、社会环境乃至潜在意识、预感、直觉等决定了其在判决中的倾向性，而这些因素都难以归入“理性思维”的范畴。美国大法官霍姆斯以实用主义为指导，指出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他强调“法律的生命始终在于经验而从来不是逻辑”。⑤ 可见，法官理解并适用法律进行裁判的过程中，由于其个体因素和主观性，使得裁判结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实行合议庭审判，依据多数法官的意见裁判，尽管不能完全排除理解和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但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或限制这种不确定性，抑制主观偏见，使裁判尽可能地体现出法律的精神。
　　（三）权力制约，防止滥用。法官是经过严格程序遴选出来的社会精英，一般均具有精深的专业技能，渊博的学识，强烈的社会正义感和良好的个人品行。在社会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倍受世人尊敬，被喻为“法律的保管者”、“活着的圣瑜”。可以说，在社会生活中，法官是公正的象征，法官通过其对审判权的行使所作出的裁判，向社会公众昭示着正义，导向人们的行为。在审判中，法官是独立行使其审判权，不受外界任何因素的不当干扰，就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内在本质要求而言，任何外在力量都不能影响法官对其审判权的行使。即使外界认为法官行使审判权不当，也只能在法官作出裁判以后，由当事人提出上诉或申请再审等救济途径纠正不当的裁判，而不能在法官行使审判权的过程中施加影响。然而，法官也是普通的人，具有人的本性，也可能因某种因素的影响，或者在某种情况下不当行使其审判权，甚至滥用审判权。因此，对可能出现的审判权的滥用和不当行使，只能通过合议庭成员平等行使审判权所产生的制约力量来防止。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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