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双方当事人应全过程的参与，调解时当事人双方应同时在场，即“面对面”的调解。当事人可以开诚布公的把自己的想法和意见说出来，供对方参考。但有的当事人之间矛盾较大，在一起会“吵架”、“触角”，产生对立情绪，反而不利于调解。实践中针对这种情况，法官有时会分别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进行“背靠背”的调解，即双方当事人不见面，由法官分别在当中穿梭斡旋。对“背靠背”调解方法，人们褒贬不一。有观点认为，法官单方面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有“私下会见当事人之嫌”，并容易“暗箱操作”，不足取。《若干规定》肯定了这一做法：“调解时当事人各方应当同时在场，根据需要也可以对当事人分别作调解工作。”笔者认为，诉讼调解具有程序简便，方式灵活等特点。“背靠背”调解是较为可行的调解方式之一，在实践中有许多成功的范例。“背靠背”调解并不是每案必用的调解方式，而是根据案情和调解需要方才适用。至于人们担心会产生司法腐败问题，可采取调解时有两名以上审判人员（一审一书）在场，禁止法官单独与一方当事人接触，第三者在场见证等方式来防范。
2、关于居中调解
在过去的调解中法官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20 ］从法官中立意义上讲，法官调解应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在调解过程中，法官应尽量避免对双方争议的直接干预，而当事人应当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就纠纷的具体解决进行协商和讨论。如果当事人不能决定协议的内容，而不得不听从法官的指令，则合意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意。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当事人双方对自己权利处分的结果，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自行决定，只有强化当事人的处分权，才能使合意解决纠纷的功能真正发挥作用。［21］但当事人在调解时拿出的方案，往往会倾向于自己的一方，不够公允，法官此时可居中拿出折中的方案，供当事人参考。《若干规定》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当事人可以自行提出调解方案，主持调解的人员也可以提出调解方案供当事人协商时参考。” ［22］笔者认为，调解首先应当由当事人自行提出调解方案，若当事人不能提出调解方案时，主持调解的人员可以提出调解方案，但此调解方案只供当事人协商时参考，而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此调解方案，更不能以将来的判决结果与调解方案相同相要挟。
六、关于超出诉讼请求和附条件的调解
1、关于超出诉讼请求的调解
“不告不理原则”是民事诉讼具有的消极因素所决定的，人民法院裁判案件应遵守“未经证明之事实不为事实，未经主张法官不得裁判”之规则，而不能“自作多情”，超出当事人的主张或请求进行裁判。司法实务中，当事人提出对诉讼请求以外的争议事项一并进行处理时，法官会以不属于起诉时请求的范围而拒绝处理。《23项措施》规定：“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超出当事人诉讼请求范围的，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侵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审查后可以依据调解协议内容制作调解书。”《若干规定》对此给予了肯定，“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笔者认为，因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完全自愿基础上的，调解结果是当事人处分权的体现。当事人不但可以对诉讼中提出的请求进行调解，也可以对诉讼请求之外的争议或权益一并进行调解，以彻底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以达到双赢的目的，此举应当给予支持和鼓励。
有观点认为，“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予以准许；但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予以确认的，则必须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并且按照规定补交诉讼费用。否则人民法院只确认诉讼请求部分，对超出诉讼请求的部分则不予确认。只有这样，才既符合民事诉讼法的基本规定，又可以防止当事人逃漏诉讼费用；最大限度地便民的同时，又有效地防止违法办案现象的发生；也才能够真正发挥民事诉讼定纷止争、维护社会正义与稳定的功能。”［23］2003年1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5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调解协议生效后一方拒不履行的，另一方可以持民事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据此，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而不必令当事人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若当事人以规避法律，逃漏诉讼费为目的超出诉讼请求进行调解的，则应令当事人补交诉讼费。否则，人民法院不予准许。
2、关于附条件的调解
调解就是妥协与让步，甚至是以牺牲合法权益为代价的。徐国栋教授认为：“调解的本质特征即在于当事人部分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利，这种解决方式违背了权利是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利益的本质。调解的结果，虽然使争议解决，但付出的代价却是牺牲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这违背了法制的一般要求”。［24］但当事人牺牲合法权益的目的为的是使矛盾纠纷及时解决或促使对方尽快履行义务，双方各得其所。但“牺牲了合法权利”的当事人若不能实现目的，就会为在调解时作出了让步而后悔，这种顾虑影响了当事人进行调解的积极性。为消除当事人这种顾虑，促进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若干规定》规定了调解履行的两种激励机制：一是当事人可以在调解协议中约定附条件；二是当事人可以为履行调解协议设定担保，以保证债权得到实现。
诉讼调解是否可以附条件，《民事诉讼法》未作规定，但《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民法通则》第62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在符合所附条件时生效。”调解协议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依法理，可以附条件。附条件进行调解，实践中已有许多法院采用，并取得很好的效果。如调解协议约定一方当事人不按时履行义务时，可约定加倍履行义务。因为调解协议在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是赋予了强制执行力的契约，同样存在违约的成本和代价。《若干规定》规定的“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准许。”其中的“承担民事责任”，应是指所附的条件。笔者认为，附条件进行调解，让当事人自己去衡量违约成本，能更好的督促当事人履行义务，降低执行案件的比例。同时，也体现对诚信者的保护，对失信者的惩罚。只要所附条件不被法律所禁止，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3、关于调解协议的担保
《民事诉讼法》只规定当事人在申请财产保全、先予执行和执行程序中申请人或被执行人可以提供担保，对调解协议是否可以提供担保未作规定。实践中虽有法院进行了尝试，但因缺乏制定法上的支持，而无法展开。《若干规定》对此作了规定：“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调解协议属于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具有合同的性质。《担保法》中的相关规定同样适用于调解协议中关于担保的内容，但调解协议担保与合同担保又有不同之处。调解协议虽具有合同的性质，但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担保法》中保证、抵押、质押、定金、留置五种担保方式均适用于合同担保，而其中有的担保方式就不适用于调解协议的担保。如定金具有证约、解约等功能，以及留置须履行先行为等特点，而不能适用于调解协议的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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