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 维利杰曾经指出：“人权的克减条款是整个人权保护制度的基石，是人权公约中最重要的条款。”维利杰的评论（See the remarks by Mr. Prado Vallejo，in CCPR/C/SR.351， 1982， p.8.国际法院也将国家对这些非克减性人权的尊重称为“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所承担的义务”。国际法院1970年报告〔Case Conceming the 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Belgium v. Spain），I.C.J.Reports 1970，p.32.转引自郭春明、郭兴之：《紧急状态下人权保障的比较研究》，载于《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第54页。此外，我们从旨在为“保障人权，防止滥用公权”而确立的比例原则中亦能得出相同的结论。“狭义比例原则要求所追求的目的需运用的手段副作用太大时，放弃目的追求。”吴超云：《比例原则：人权保障的法原则》，载于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三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4页。
[36]〔斯洛文尼亚〕卜思天·儒佩基奇：《从刑事诉讼法治透视反对自证有罪原则》，王铮、降华玮译，载于《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转引自孙长永著：《沉默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
[37] “据美国司法部门统计，‘米兰达规则’出台前，美国刑事罪案的破案率一般在60%左右，‘米兰达规则’出台后几十年来，破案率已跌至40%左右。但值得注意的是，因警方刑讯逼供、屈打成招而造成的冤、假、错案的发生率降到了零。”许章润主编：《法律的中国经验与西方样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页。
[38] 高鸿钧等著：《法治：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9～231页。
[39] 根据“工具理论”，“程序的合法化能力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在总体上程序特别适合于得出实质公正的决定。它们有助于查清真相，探求制作决定的正当标准。” 〔德〕克劳斯。 F. 勒尔著，陈林林译：《程序正义：导论与纲要》，载于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四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40] 转引自吕世伦：《论我国法制现代化中的国家主义障碍》，载于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编：《法律思想的律动——当代法学名家演讲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14页。
[41]〔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42] 转引自林晓云主编：《美国法通讯》（第二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23页。
[43] 转引自谢鹏程著：《基本法律价值》，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44页。
[44]〔美〕卡多佐著，苏力译：《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9页。
（本文于2005年4月被评为“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工作会议暨第六届年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刊登于张智辉主编：《中国检察》（第八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此文章共有7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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