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敌人既要强调狠，对于那些进行反动活动的坏分子给以有力的打击；又要强调稳、准、细，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掌握时间要从容不迫，审讯案件要联系各方，分别解决，依靠群众与加强领导相结合。捕人要有控制，杀人更要严格控制。要认识杀人的目的是为杀一儆百，并非树立标兵。” 建国初期党的刑事政策是“狠、稳、准、细”，应该说这比今天“严打”政策中强调的“稳、准、狠”内涵更加丰富。刑事诉讼的任务就是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两个方面，对犯罪分子的打击要狠，但这个狠不是无限度的狠，否则就变成了滥用酷刑。“狠”是以“稳、准、细”为前提。稳、就是对犯罪的打击不能忽严忽宽，忽轻忽重，对犯罪的打击在整体上应保持平稳状态，刑事政策应保持一贯性和连续性。“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不是刑罚的严厉，而是刑罚的必定性--而这一切只有在宽和的法制条件下才能成为美德。” 准、是指对打击的对象要把握准确，不能把不是犯罪人作为犯罪人去打击，也不能放纵犯罪不去追诉。细、强调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要做到精细化，要客观全面，不放过与案件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收集证据，在时间上要从容不迫，不盲目追求诉讼效率；调查研究要实事求是，不主观武断。既要收集有罪证据也要收集无罪证据，并且每一个证据都应查证属实，把调查取证工作做细做实，才能不放纵坏人和不冤枉好人。
(二)正确借鉴国外经验，坚持“慎杀”政策
“苏联要学，但要理解他们的错误，使我们自己少犯错误。公安、肃反，我们历史上照搞过，中央苏区打AB团犯过错误，后来纠正了，有了一点经验。延安二次肃反，有条主要防线：是一个不杀；但又犯了错误，时间狠短。北京肃反比延安更好，但还是有错。说不漏不错仅是个口号”。 学习别人的经验既要学成功的，又要避免失败的教训。苏联在肃反中，大搞刑讯，错杀了不少人，我们在这方面应该避免。同时在政治运动中，要坚持慎刑的原则，要固守一些底线规则：“一个不杀。” 一个不杀，可以使我们不犯错误，既使犯了错误还可以弥补。如果以虚假的口供杀错了人，所犯的错误则是无法弥补。
慎刑的政策体现在严格控制打击对象上，“清查和打击的对象限于四种人：行凶杀人的刑事犯罪分子；搞阶级报复的地富反坏分子；搞挟嫌报复，后果严重、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分子；一贯搞打砸抢，情节恶劣，屡教不改的分子。把打击面缩得小而又小”。 贝卡利亚认为刑罚应有节制性， 刑罚在本性上具有严厉性，因而在适用刑罚过程中应遵守节制性原则。刑罚不仅可以剥夺人的财产而且能剥夺人的生命，具有严厉性。这要求统治者在运用刑罚时应有节制，只有在用其它方式不足以维持社会秩序时，才能运用刑罚。在适用时还应遵守正当程序原则，保障犯罪人的各种诉讼权利不受侵害，特别不得以刑讯的方式获取口供来证明被告人有罪。如果在讯问中使用刑讯就会变成“锤楚之下、何求不得”的局面。在诉讼中对犯罪人动辄刑讯，也不利于其服刑后的改造。
在适用刑罚时，如果杀气太重会渲染一种血腥味，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在我国唐代贞观年间，全国处死刑最少的年份只有二十九人。杀人从某种角度看，并不是统治者的胜利，而是一种不得已为之的统治方式。建国初期打击的对象仅限于四种人，严格地控制了死刑的适用范围，把打出面缩得小而又小。就从根本上避免了司法人员犯错误，也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
六、制裁非法刑讯，平反冤假错案
(一)对非法刑讯者加以法律制裁
针对湖南部分地方政府的领导不允许农民写信反映情况，并把反映情况的农民定性为犯罪，进行刑讯逼供。刘少奇在对湖南宁乡政法工作的指示中责问地方官员：“你们为什么要扣信？不准给中央、省委写信，还要判罪，根据那一条判的？要判的话是要判扣信人的罪。给中央、省委写信，你们扣了是违法。这里发生了这么多事没人告状，有人告状也被你们扣了，这不叫违法吗？” “今后不管什么人打死人、打伤人，是要受到审判的。什么人打死人，都要受到审判，包括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内，我打死人也要受审判，你们打死人就不受审判？打人最不好。”
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对刑讯逼供者是以教育为主；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对刑讯逼供者就以犯罪论处。刚解放时，政法干部水平普遍较低，他们干工作是出于热情，对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精髓还掌握不够，在五十年代里，对刑讯逼供者进行教育是有其合理性。到了六十年代，如果司法人员仍然对罪犯进行刑讯，就不是水平差、知识不足的问题，而是一种旧司法人员的恶习，是一种犯罪。对刑讯逼供者就不能仅靠教育的方式进行，而必须用法律手段制止刑讯逼供者。特别对那些在刑讯中打死人的，更应该绳之以法。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打死人，都要接受刑事审判。那怕他贵为国家主席，只要打死人也要接受司法审判。
(二)及时平反冤假错案
对以刑讯逼供的方式造成冤假错案，要一律平反。通过纠正错案的方式来制止进一步的刑讯逼供。因为错案不纠正，就给刑讯逼供者形成这样的印象：错了也没关系，只要是办案，什么措施、手段都能上。错案不纠正会诱发刑讯逼供者再次犯刑讯逼供的错误，所以对错案必须纠正。错案必须纠正，不纠正就没有司法正义可言，特别是以刑讯逼供的方式造成冤假错案，在任何时候都要纠正，并且要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主动纠正冤假错案。
“丕显同志并公安部党组同志：请你们看看我划红红杠杠的两篇东西，并请公、检、法三家注意，一切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要坚决地平反过来。你们三家要经常教育干部，经常注意发现这类案件，一经发现就主动办，不要不管，也不要等上面发话才办――这样我们的人民才会更加热爱公检法队伍，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就有绝对可靠的保证”。 “有的公社、机关私设监狱、法院，你还不把它取消？（黄火青同志：学习班实际上就是监狱）这是三中全会决定的，要善始善终，过去遗留的问题，特别是冤假错案，那个地方都必须善始善终，要平反。我们这一代不能完成这个任务，下一代也要完成”。
七、加强监督，公开办案，制止刑讯逼供
(一)加强监督，遏制刑讯逼供
凡是有权力的人都喜欢滥用权力，并且要用到极限为止。司法权是一种重要的权力，如果对其不加以制约，在实践往往会异化为害民之具。“你们公安机关是实行党委领导、群众路线。现在看党委领导的问题已经解决，当然还要不断丰富。至于群众路线有各个方面，群众监督是群众路线的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怎样具体发挥运用，还是个问题。监督组是上面对下面直接进行监督、检察，是补充党的领导，但还没有解决群众监督问题”。 对司法权监督的方法主要有党的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两方面，目前党对司法权的领导和监督基本解决了，但人民群众对司法机关监督还没有彻底解决。同时，司法权与普通民众联系更为紧密，人民群众的权利一方面靠司法机关保护，他们的权利也常常受到司法机关不法侵害。司法机关是否正确行使司法权，人民群众的体会更深刻。所以对司法权的监督，既要靠党的监督又要靠人民群众监督，这两方面都不能忽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司法权的正确行使。
群众对司法人员的监督主要是以告状方式进行的，作为党的干部首先要允许人民告状。就目前来说，司法机关要正确看待群众上访，在思想上要转变观念，要认识到告状是宪法赋予人民的申诉权，对群众的告状、上访不能采取打击压制的做法；相反，要认真采取应对措施，切实解决群众所关心的问题，变被动为主动。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合法告状或申诉渠道，这个国家也就没有民主法制可言，这对国家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人民不能用合法的手段或温和的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就只能用非法或极端的方式反映自己的意见。作为领导干部和司法工作人员不应怕人民群众告状，更不应该用强制的方式制止群众告状。正如刘少奇所言“告状有什么关系?就是告你的状，你也可以告他的状吗！任何一个人都有通信自由，任何一个党员都有权利向自己的上级党委告状，这是宪法和党章都规定了的。告状怕什么？就是告到我那里，我也不是糊涂人吗！不会一下子就把你们撤职，我还可以搞调查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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