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刑事强制措施中，逮捕是对个人自由影响最严重、最深远的一种措施。对有效的刑事司法而言，逮捕在许多情况下都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手段；但用之不慎，又会有害人权。“一个国家的内部秩序常显示在其如何规范冲突的情况：例如专制国家在错误的认知下，即国家与人民是对立的，常会过分强调国家的利益，以致倾向使用使刑事诉讼最可能顺利进行的措施。而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处理冲突的原则，并不定位在国家与人民冲突的理论下；国家本身有义务达成两项目的：即一方面由刑事侦查来确保秩序，另一方面也要对人民的自由加以保护。”⑥
（四）决定主体多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从法律规定看，我国至少有二个以上机关可以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加之，我国公安机关的领导人有不少是地方上的政法委书记1，基于党管政法的传统，对公安机关报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很少有不批准的。从实质意思上来讲，我国公、检、法三机关都有决定逮捕的权利，批捕的主体是多元的。且这种批捕是以集体的名义决定作出的，作为被告人是很难与之抗衡的，难以对侵犯自己权利的行为寻求救济。与此相适应,执行逮捕的主体也是多元的,司法实践中是谁决定逮捕或谁申请逮捕,就是由谁具体执行逮捕,并不像法律所规定那样:逮捕由公安机关统一执行,事实上是公、检、法三机关都在执行逮捕。⑦ 由于批捕主体和执行主体的多元，导致了逮捕的标准不一致性和执行上的随意性，以及在司法实践中缺少监督，以致司法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不该逮捕的逮捕，该逮捕的不逮捕，刑事诉讼中所规定的三机关互相制约得不到有效落实。
国外通常把逮捕决定权只赋予法官：在刑事诉讼中，规定对个人权利有侵权之职权者，依其重要顺序为――法官、检察官、检察官的辅助机关、每位警察人员及每个国民。①这项权利基础上只赋予独立审判之法官，其乃配合刑事法具法治国家的性格，即对自由权的剥夺唯法官方可决定。②检察官及其辅助机关原则上只有在有迟延危险时，方得对国民权利加以侵犯。③不属于检察官的辅助机关的警察人员，其在刑事诉讼法中只有在符合刑事诉讼法第127第2款、第81b条、第163b条之要件时，方得侵犯国民之自由。④所谓人人均有侵犯自由权，仅指刑事诉讼法第127条第1项，对现行犯之暂时逮捕。⑧
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一）逮捕对象过于宽泛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六十条规定，只有两类人可以暂时不予逮捕：一是患有严重疾病的人；二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可以用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办法代替逮捕。而对未成年人、老人、残疾人是否可以逮捕法律没有做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这些人犯罪是可以执行逮捕的，由此造成逮捕对象过于宽泛。按照我国《未成年保护法》的精神，对未成年人是不适宜逮捕的。当然，未成年犯中穷凶极恶之人，也是可以逮捕。《世界刑法大会初稿》中规定对未成年人都不实行逮捕，陈光中与高铭暄两位学者对此都反对，但它规定得这么绝对，说明它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⑨ 联合国的《北京规则》规定了少年犯应享有的一些特殊权利：在诉讼过程父母在场、不被判处死刑，尽量不采用监禁等。⑩ 《北京规则》第10条规定：一俟逮捕就应立即将少年犯逮捕之事通知其父母或监护人。逮捕后，法官和其他主管人员应不加拖延地释放问题。(11) 对未成年人不逮捕是可以明显降低逮捕的比例，因为我国目前犯罪人中青少年占有相当的比例。对未成年犯可以搞一些不起诉，用一些社区劳动等措施替代强制性羁押。对一部分未成年犯可以不抓、不捕，只要相关措施跟上，不抓、不捕也不一定会出问题，相反，会有利于青少年犯进一步改造。我国早在唐代就主张对幼、老之人不加以刑罚或适用强制措施：“九十曰耄，七岁曰悼，悼与耄虽有死者不加刑，爱幼养老之义也。(12) 从世界范围内看，对未成年人不逮捕是最名正言顺。
（二）逮捕的标准模糊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所规定的逮捕标准，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操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如何理解不一致。是指已经查证属实的事实？还是指一种证据事实?试举一例分析之：如有证人证明张三在现场停留过，杀人案件大约发生晚上九点左右；问张三本人，也承认到过现场。张三到过现场是否就是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再举例以证之：在某犯罪嫌疑人家里发现了凶器，凶器经过鉴定是杀害被害人的凶器；或者刀口与伤口形状一致；刀上的血迹与被害人的血迹相同。以上这些证据是否就叫“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再举一例说明之：在某杀人现场，据勘查被害人是被毒死的，杯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指纹，经鉴定指纹也就是犯罪嫌疑人的。以上这些都叫有证据证明，据此能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呢？这涉及到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如何理解的问题，不同的理解角度就会导致实践中不同的做法。
二是“对有证据证明”，要不要有数量上的限制？法律上对此没有明确规定，造成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依照各自的理解执行逮捕。证据的证明力强弱有没有要求？如果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比如有指纹、有刀，在没有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能否证明犯罪？是不是只要有证据，不管它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就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法律对此没有规定。逮捕是最严重的强制措施，有的案件证据一开始就可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如，警察现场抓住小偷，同时在他身上发现赃物。但是许多案件证据的证明力只是一种相当可能性。问题是相当可能性应达到一种什么程度？就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逮捕。一般来说，原则应达到很大的可能性，重大的可能性，才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这是说逮捕的证据标准应与有罪的判决要相差不大，当然可以低于有罪判决的标准。也不能要求逮捕标准与有罪判决一样，那样会不利于打击犯罪。如果以数的概念来衡量，逮捕的证明标准应在90%以上。(13)
有证据证明，在司法实践中变成不好把握的东西。这或许就是有人说的“理论反对实践”；但是司法实践对不切实际的理论或立法也是持反对态度的。从司法实践看，对逮捕的标准也没有按有证据证明去执行，而是把逮捕与起诉按同一标准去操着的，因为错捕人是要赔偿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法律规定不好，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以这样解释也那样解释。法律如果变成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就不好；国外对逮捕证明标准是达到重大的可能性。(14)
（三）逮捕条件过低
现在刑事诉讼法对逮捕规定是：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七九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是主要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的人犯，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七九年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逮捕条件是较高的，它要求是主要事实已经查清，而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就是说，只要有证据，不管是主要证据还是次要证据，也不要求是否查清，只要有证据就可以逮人。用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来限制逮捕，在实践中意义不大，因为我国几乎所有的刑法条文都挂有有期徒刑条款。至于“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之类的内容更是弹性很大，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着性，由此导致司法实践中“依法”滥捕滥押的现象。
此文章共有5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查看李富成 还习顶的其他文章 本文关键词：逮捕
收藏到法律网摘 讨论 打印 页顶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