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佘祥林“杀妻”一案，当初就有一些办案人员对案件的事实和证据存在认识分歧。本案先是在1994年10月13日由原荆州地区中级法院一审判处佘祥林死刑。湖北省高级法院二审判决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于1995年1月6日将此案发回重审。这两次审判，不管其裁判的结果如何，都是依法进行的，在诉讼程序上皆无问题。尤其是湖北省高院指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对防止错杀无辜起到了关键性的遏阻作用。
在省高院将此案发回重审后，当地司法机关未能（也不可能）收集到确实证据，难以再向省高院报送重审结果，又不甘心对被告人作无罪处理，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怎么办？依据不成文的潜规则，很快就找到了出路：把案件提交到地方党委的主管部门——政法委员会进行协调定案。此办法果然灵验。经市iv、县两级政法委多次协调，终于提出了明确的处理意见：改变管辖，将此案起诉至京山县法院，并要求“县法院一审拉满（判刑15年），中院二审维持原判”。政法委一锤定音，此协调意见最终决定了佘祥林的命运。
从诉讼程序上分析，政法委的协调意见有两点错误
第一，把依法应由中级法院管辖的案件改为基层法院管辖v，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使第二审不必再报送省高级法院，而由荆门市中院作出终审判决，明显属于故意规避法律；
第二，在尚未交付法院审判前，就由政法委“内定”一审要对佘祥林判刑15年，进一步要求中院二审必须维持原判。这是典型的“先定后审”，违背了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等各项基本原则。
正是这两个错误，最终铸成了这起冤案。
客观地说，佘祥林最终被认定“杀妻”并被判刑15年，并不是人民法院依法审判的结果，而是由政法委协调定案的。尽管任何一部法律均未规定对刑事案件的处理要经过党委审批，但事实是：几乎所有重大、复杂的案件都要经过政法委“协调”，它已经成为法定程序之外的“潜规则”。一个并非国家司法机关的地方党委下属部门，竟能决定对当事人的生杀予夺，且一经决定后，司法机关必须执行。这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协调定案机制，正是铸成这起冤案的最终原因。
然而，当“死妻”再现，证明佘祥林确属无辜蒙冤之时，公众却看不到政法委出面来承担责任，冤狱的赔偿也完全推给了法院。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当初定案时，政法委包揽诉讼，一锤定音；事后发现冤枉了无辜，政法委却缩了回去，让执行其“协调意见”的法院到去挡箭。对铸成冤案起决定作用者，竟不承担任何责任！这在倡导“依法治国”的当今社会，岂非咄咄怪事！
由于存在“政法委协调定案”的体制，人民法院就不可能真正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没有独立审判，何来诉讼公正？党的十五大早就提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然而，这一号召虽已提出多年却始终未能落实。佘祥林冤案的平反，再一次把政法委协调定案的弊端突显了出来，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笔者曾多次撰文，论证应对政法委协调定案的体制进行改革，它只涉及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而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下面再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
三、改善党的领导，保证司法独立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两项重要任务提到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面前。之所以要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因为当前社会上还存在着诸多不和谐因素，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要求“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表明我党在执政能力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如果不加以改进，则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提高执政能力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切实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中国在世界上的和平崛起便指日可待。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构建和谐社会，关键是要解决好依法执政的问题。党章和宪法都明确规定：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也就是要“依法执政”，它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
从世界范围来看，司法独立早已成为各国通行的诉讼原则。但在我国，这一原则却经历了异常艰难的历程。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竟将司法独立当作“右派观点”进行了批判，罪名是“以法抗党”。此后，司法独立成为禁区，无人再敢触及。直到1982年制定现行宪法，才部分恢复了司法独立原则，但仅限于“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言外之意，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而不能视为干涉。
诚然，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司法工作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应该采取什么方式领导司法工作。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
“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过多。……干预过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vi
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并没有处理好，乃至造成了以党代法和以权压法的现象，对法治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此，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同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党组《关于司法工作座谈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其中规定：“全部审判活动都必须坚决服从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党委有权过问一切案件。”vii 在1958年“大跃进”中，许多县一级的公、检、法三机关合并为“政法公安部”。在地区和省级则实行三机关联合办公，由党委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1960年进而实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由公安部党组统一领导。这样，本应是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并由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进行法律监督，却变成了由行政机关领导法院和检察院，这就造成了权力结构的颠倒，从根本上违反了权力制约的法治原则。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检察机关又被撤销，法院和公安机关合并到“革命委员会”下属的“保卫组”，成为近世各国绝无仅有的“创举”。
“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再次复出，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重新启动了法制建设的进程。1979年中央64号文件决定废止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但对由政法委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的内部运作机制并未触及。设立政法委员会的初衷，是为了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但由其协调定案缺乏法律依据，在实践中存在诸多弊端。这个问题前些年曾在党内外进行过讨论，一度决定将地方各级政法委员会撤销，但不久又恢复如初。
其实，早在1952年6月24日，董必武同志在一次讲话中，就曾对政法委员会的历史作用做过明确的论断，他指出：
“政法委员会是指导各个政法部门工作的机构。……至于政法委员会本身，除了‘指导与联系’政法各部门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工作，在各部门的工作逐步建立与加强之后，政法委员会本身即将逐渐被否定。”viii
1956年，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同志在全国政法会议的讲话中也曾明确提出：由公安局长兼任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的做法不妥，应当改变。然而时过50年后的今天，这种体制却依然如故。
看来，执政党究竟应该如何实行对政法机关的领导，仍然需要认真研究。
按理说，执政党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站到第一线去冲锋陷阵。由党委去管具体的司法业务，必然带来一系列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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