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法口供证明中，比较复杂之处在于，有些非法取证行为本身也构成犯罪，如刑讯逼供行为。此时，区分实体性证明对象和程序性证明对象更有必要。如在审理刑讯逼供犯罪案件中，控方的证明对象就是实体性事实——构成刑讯逼供罪的要件事实和量刑轻重的事实。而如果是在其他案件审理中，被告方仅以刑讯逼供为由要求排除非法口供，这时控方的证明对象就属于一种程序性事实。同一刑讯逼供行为，在不同诉讼中，既可以是实体性证明对象，也可以是程序性证明对象，其证明程序、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有着不同要求，必须加以区分，不可混为一谈。
因此，主张控方对非法口供证明，必须达到“查证属实”，实在是混淆了实体性证明对象与程序性证明对象的区别。试想，如果要求对刑讯逼供的证明达到“查证属实”的程度，那么对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行为，就无须再由检察机关另行立案侦查，法官即可在排除非法口供的同时，直接追究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此，笔者认为，从区分实体性证明对象和程序性证明对象的角度，也可得出结论：控方对口供是否非法的证明标准，不应适用“查证属实”标准，而应采用较低一级的“优势证据”、“盖然性权衡”标准，到具有较大可能性即可。
2、证明的实际难度
在设计证明标准时，我们要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控方怎么样来证明口供的“合法性”？以刑讯逼供为例，如果被告方提出一定证据，证明可能存在刑讯逼供时，举证责任就转移到控方。问题是控方如何去证明“不存在刑讯逼供”呢？从实践看，可能采用的方法不外乎以下几种：一是询问有关知情人员。如传唤参与讯问的侦查人员和其他在场人员出庭作证，或逐一进行询问，调取书面证人证言等。刘涌一案中就是采取了这种办法。但问题是，如果侦查人员和控方证人都众口一词，否认刑讯逼供存在，是否就算是“查证属实”，就能说绝无刑讯逼供吗？二是出具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但从实际情况看，侦查机关能够对所有讯问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的，几乎没有。即便是有，又如何杜绝它们不是在犯罪嫌疑人已被侦查机关“收拾好”“驯服后”加以制作的？三是出具对被告人的定期体检报告。但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期体检制度，因而，实践中能这样做的地方也微乎其微。四是对被告方进行医学鉴定。这种办法，对受伤较重，留有残疾或明显伤痕的被告人，似乎有效。但问题是：如果刑讯已过较长时间，被告人伤痕已经痊愈;或者刑讯程度较轻，根本没有伤痕;或者虽有伤痕，但仍有可能系自伤或者牢头狱霸所致，这又如何能够“查证属实”呢？
另从控方主张性质上说，控方只能提出“不存在某种非法行为”的主张，这属于一种消极主张。对积极主张，尚有可能“查证属实”。但对消极主张，何来“查证属实”？难道必须让控方对证据合法性的诸多要素、全部环节逐一加以证明，全部“查证属实”，才算证据合法吗？这显然是既不合理，更不现实。
3、兼顾诉讼效率
对控方施加更为严格的证明标准，当然是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有效杜绝警方的非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但考虑公正目标的同时，我们仍需兼顾诉讼效率。不管是法院自行调查，还是控方举证证明，过高的证明标准都会导致诉讼时间的延长，都需要更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这是必须考虑的现实因素。
如对刑讯逼供问题，如果控方必须对“不存在刑讯逼供”证明到“查证属实”的程度，其调查取证的范围和查证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往往是一个月查不清，两三个月也未必查得清楚，必然会导致案件审理的拖延，从而增加被告人的诉累。不仅严重影响诉讼效率，也影响到被告人的自身权益。因而，证明标准并非越高越好，适当而可行的标准才是科学的。
总之，在口供是否非法问题上，控方举证的证明标准不应是“查证属实”，而应是“优势证据”、“盖然性权衡”，即具有较大可能性即可。换句话说，在法官确信没有发生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大于发生的可能性时，该争议证据予以采纳;反之，则予以排除。
对此，有人可能会提出担忧：降低证明标准，是否会姑息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造成对被告方不公，甚至造成冤假错案？笔者以为并非如此，原因有二：一是口供在定案中的作用有限。英美国家，只要有完全出于自愿的自白，可不需审理即对被告人定罪。但在我国，一贯强调“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法律也明确规定单靠口供不能定案。这与英美国家口供之地位和作用完全不同。因而，即便是降低对非法口供的证明标准，有可能导致部分非法口供进入庭审，但口供是否被采信，仍需辩、控双方加以质证，并必须有其他证据充分印证，才能最终成为定案的根据。二是惩诫违法人员尚仍有诸多途径。如对刑讯逼供行为，尚可由检察机关另行立案侦查，追究有关侦查人员的刑事责任。对实施威胁、欺骗、引诱等行为的侦查人员，也可通过纪检、监察、督察等部门立案调查，另行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并不必然导致姑息放纵执法人员的问题。
结语
总结全文，笔者认为，应尽快通过修改立法及完善有关司法解释，解决我国非法口供及其他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中的证明难题。根据本文以上论证，笔者建议：为适应当前司法实践之急需，应尽快在我国刑事诉讼第五章“证据”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关司法解释中增加以下规定：“（一）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法律禁止的其他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当合议庭发现，或者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合理根据，认为相关证据是以法律禁止的方法取得，并请求不得将该证据作为定案根据时，合议庭可以宣布休庭，对证据进行调查核实，或者要求公诉机关予以调查核实。（三）经人民法院或者公诉机关调查核实，如能证实上述非法事实存在或者确有可能存在的，合议庭应裁定相关证据属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反之，如能证实上述非法事实不存在或确有可能不存在的，合议庭应驳回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请求，准许相关证据作为定案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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