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更新执法理念，增强科学、法治意识

　　现代侦查的灵魂是科学与法治。作为一种认识活动，侦查活动必须遵循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并借助于科学知识、科学技术。作为执法活动，侦查活动还必须严守法治，决不能为了破案而“不择手段、不问是非及不计代价”15 。注重科学、遵循法治，理应成为现代侦查人员的基本理念。

　　具体而言，一要纠正“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倾向，坚持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兼顾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二是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坚持无罪推定，反对刑讯逼供、诱供、指供等非法取证，严格依法侦查;三是坚持“科技强侦”，积极推广、运用各种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侦查工作科技含量。

　　（二）改革侦查程序，加强执法监督

　　改革侦查程序，重在限制权力、保障权利。一要引入司法审查，实现侦查程序诉讼化。目前条件下，可考虑由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实施人身、财产强制措施及其他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批准，并允许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向人民法院起诉，寻求司法救济;二是扩大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赋予其沉默权。鉴于我国当前侦查资源严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目前可确立默示沉默权制度，规定犯罪嫌疑人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权”，并废止现行刑诉法第93条关于“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三是扩大律师介入。逐步赋予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的自由会见交流权、讯问时的在场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以适当维持控辩平衡，加强人权保障。

　　通过完善侦查程序，实现对侦查活动的动态、全程监督，是加强侦查监督的根本出路。因而，笔者不赞同有人提出的通过恢复“侦查、预审分设”来加强侦查监督的做法16 。笔者认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控制，要从内部为主走向外部为主，从静态走向动态，从被动走向主动。实践证明，自体监督往往难奏良效。而欲求实效，就必须完善侦查程序、加强外部监督，如实行司法审查、司法救济，探索建立检察引导侦查工作机制，允许律师讯问时在场等，这才是治本之策。

　　（三）完善证据制度，确保依法取证

　　证据是诉讼的核心，也是侦查的核心。侦查结论是否正确，关键取决于如何运用运用证据。在侦查中，运用证据主要包括收集证据、保全证据、审察判断证据等三个环节。任何一环出问题，案件都可能出错。从佘案看，要防止错案，须做好以下三点：第一，要从“口供中心”转向“物证中心”，更多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收集痕迹、物证;第二，要客观、全面、依法取证，反对弄虚作假、片面取证、非法取证;第三，要严格审查、判断证据，甄别证据真伪，排除非法证据，坚持证据标准，贯彻“罪疑从无”。

　　其中，关键是要解决非法取证问题。除上述完善侦查程序、加强执法监督外，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属势在必行。如对刑讯逼供获取的口供，虽然最高法、最高检的司法解释均明确规定予以排除，但由于缺乏对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的具体规定，导致排除规则形同虚设。因而，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明确规定：在对证据合法性存疑时，应由控方对证据合法承担举证责任，而且其证明至少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17 另外，为增强侦查人员依法取证意识，必要时应传唤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就侦查讯问等取证活动是否合法作出说明。

　　（四）改造诉讼结构，摈弃侦查中心主义

　　囿于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及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侦查错误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杜绝。因而，在侦查之后，各国都设立了起诉、审判等诉讼程序，并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律师广泛参与，通过反复质证、辩论等来检验侦查结论。作为警方观点的侦查结论，只有经受住整个刑事诉讼流程的考验，才可能最终成为审判结论。因而，纠正侦查错误，不能单纯寄望于侦查自身，还必须着眼于完善整个诉讼程序，为防错、纠错而层层设防。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查中心主义”盛行，“起诉和审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侦查的结果”18 。但从人类社会司法制度发展趋势看，必然要由“侦查中心”转向“审判中心”。19 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是要确立直接言词原则及传闻证据规则。包括：在法庭审理中，要求所有提供言词证据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必须出庭作证，在法庭之外作出的言词证据通常没有证据能力;一切证据必须在法庭上由法官亲自接触，并赋予控辩双方对其以言词陈述方式进行质证的机会，然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等。20 如此，则可严格限制侦查证据、侦查结论对审判结果的过度影响，通过庭审中有效开展控辩对抗，来最大限度发现并纠正侦查错误，减少错案发生。

　　1 参见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9页。
　　2 错案可区分为冤错、疑错两种。冤错是指司法追究的事实根本被证伪的错案。疑错是指达不到证实标准，有严重论证缺陷但也并非可以证伪、而事实无据的案件。参见张成敏：《个案与逻辑认知》，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5页。
　　3 参见武汉：《确定嫌疑对象的条件和根据》，载《武汉论文集》，百家出版社2000年版，第360—367页。
　　4 参见刘炳路：《佘祥林有罪推定全记录》，载《新京报》2005年4月14日。
　　5 参见张立：《愚人节这天，他“无罪出狱”》，载《南方周末》2005年4月7日。
　　6 参见唐卫彬、黎昌政：《冤案是怎样造成的？——湖北佘祥林“杀妻”案追踪》，载《检察日报》2005年4月8日。
　　7 参见贾云勇：《杀妻冤案与一群人的命运转折》，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5日。
　　8 参见唐卫彬、黎昌政：《冤案是怎样造成的？——湖北佘祥林“杀妻”案追踪》，载《检察日报》2005年4月8日。
　　9 参见杨宗辉：《侦查学前沿问题研究》，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215页。
　　10 其实，侦查假说与有罪推定有着本质区别。二者是分属不同领域的不同问题。侦查假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是对案件事实的推理和假定，属认识论范畴;而有罪推定作为法律原则，是对犯罪嫌疑人法律地位的假定，属价值论范畴。参见毛立新：《侦查假说与无罪推定辨析》，载《新疆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第6—9页。
　　11 参见张成敏：《案史——西方经典与逻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12 参见唐卫彬、黎昌政：《冤案是怎样造成的？——湖北佘祥林“杀妻”案追踪》，载《检察日报》2005年4月8日。
　　13 参见贾云勇：《杀妻冤案与一群人的命运转折》，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4月5日。
　　14 参见中广网：《专家关注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载于http://www.cnradio.com/shiting/t20050618_50406994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