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犯罪现场的勘查应当迅速及时，客观、全面。但从司法实践看，对现场勘验普遍存在不尽不实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以下方面：一是现场勘查人员的阅历不足，水平不高。二是有部分现场勘验人员怕苦怕累，责任心不够。三是把握不住勘验的重点。在古代由于司法官员缺少现场勘查的经验和专门训练，对现场勘验是委之于仵作、吏胥。其弊端正如宋慈所说：“悉以委之初官，付之右选，更历未深，骤然尝试，重以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虚幻变化，茫不可诘。”12 在今天随着犯罪的日益智能化，现场勘查对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如果勘验人员人生阅历不足，势必不能洞幽察微，抓住现场的重要信息，不能对案件的“发端”作出准确的判断。
（五）现行诉讼模式导致“发端”之失
从我国刑事诉讼的模式来看，是由侦查、起诉、审判三个主要阶段构成的，并且公、检、法“三机关”要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特别是经过九六年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模式，已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模式转化。诉讼模式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化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实现程序的纠错功能。从理论上看，刑事案件的“发端”之失，应该在后来的侦查、起诉、审判中得到纠正。事实上，从近来发现的几起错案看，起诉、审判对侦查中错误很难发现，与我们当初对诉讼模式设计纠错的期望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以下方面：
首先，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看，仍然是以侦查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在司法实践中还没有完全确立。侦查程序凸显单向、封闭、行政治罪的特点，缺少对抗机制，程序自身的纠错功能难以发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但实际上是“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特别是在政法委协调办案还没有完全废除的情况下，靠起诉、审判来纠正侦查中的错误还存在体制上的障碍。其次，起诉和审判环节存在大量书面审的现象。起诉机关和审判机关所接触到的材料都是侦查机关过滤后的材料，单靠书面审是很难发现案件真实的。再次，从举证能力上看，控、辨双方存在巨大的差距。控方是以国家财力、强制力为后盾进行调查取证。辨方的调查取证能力非常薄弱，被告人所能做的仅仅是否定自己以前在侦查机关所作的口供，而我国目前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是不唯口供。在被告人取证能力没有得到加强的前提下，如果被告人提不出有利于自己的证据，法庭的裁判又不重视被告人的当庭口供，裁判结果肯定是非常不利于被告人的。最后，当事人一些程序性权利得不到切实的保障。每一起刑事冤案的背后都有刑讯逼供，侦查基本上还是沿用“由证到供”的模式，侦查人员为了获得被告人的口供，不惜违反程序，肆意剥夺被告人程序性的权利。
三、“狱情之失始于发端”的防范
(一)察情原理、查到实处
“邓中丞桢知西安府，有汉中营卒郑魁坐置砒馍杀人，论死。卖砒者、卖馍者及邻人妇为左验者皆具。狱成，公疑之。乃密呼卖馍者言：“汝卖馍，日几何枚？”曰：“二三百枚。”“一人约买几何？”曰：“三四枚。”“然则汝日阅百人矣。”曰：“然。”“百余人形状、名姓、日、月，汝皆识之耶？”曰：“不能。”曰：“然则汝何独识郑魁以某日买馍也？”其人愕然，固问之，曰：“我不知也，县役来告曰：‘官讯杀人者，已服矣，惟少一卖馍者，尔盍为之证？’”讯邻妇，言为役所使如前言，惟卖砒者为真。盖死者与郑魁有违言，以疯犬死，其唇青。而魁买砒，实以毒鼠也。”13
不少假案，法律文书上对证据的描述，表面上看起来都滴水不漏的，但细加斟酌，就会发现矛盾百出。从本案的证据看，有证人证言，有物证，有尸体检验，有口供，即使用今天的证据标准来衡量，也可谓证据充分。从一般情理看：犯罪嫌疑人郑魁与死者平时关系不好，恰好郑魁又有从药店购买砒霜的事实，加之死者的症状与中毒症状相同。郑魁身上的疑点与案件有诸多巧合，以至于办案人员认为郑魁就是罪犯。但西安知府邓桢从日常情理出发，抽丝剥茧，发现不合情理之处：从卖馍者的证言看，日销售量在“二三百枚”左右，在正常情况下，他每天所接触的顾客在百人左右，如果不是刻意记住某人，他不可能把每一个顾客都记得很清楚，并于此撕开证据锁链上的一个缺口。进一步核实邻妇证言和药店老板证言的真伪，以及死者身前曾被疯狗咬伤的事实，从而否定死者是被毒死的，避免了一起冤案。
（二）综合全案判断
“国初，余杭某为人殴，其子鸣冤。县官屡验，以无伤报其瘐死。中间经各大宪开棺检验，皆无殴伤。其三子乃京控，特放钦差。钦差以其屡验无伤，而控者情迫，知其必有故而不得其解。道经山东，有某知府，乃其密友而老于刑部秋审者，因以问之。对曰：“此或其骨有盗者。可将各骨取出，两两相比，而称其轻重，则真伪出矣。”从之。各骨轻重相符，惟胸骨二具轻重大小不符。乃命其子刺血，一具血立入骨，一具血不稍濡。因重械杵作，果将受伤之骨已易之矣。凶手乃伏法，而问皆得罪。”14
此案久拖不绝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案件的“发端”搞不准：究竟死者是否被殴致死？造成案件“发端”不准的原因是现场勘验人员收受对方的贿赂，把死者的受伤骨头替换掉，致使多次开棺验尸，案情仍不得明。后来朝庭所派的钦差综合全案判断：把死者的骨头与全身的骨头进行比对，看大小是否相称，才使案情得以大白。事物都是有联系的，犯罪嫌疑人在一个地方造假，就会在其它地方留下漏洞。局部案情与整体案情出现矛盾，从而为侦查人员察情原理提供了可能。
（三）充分利用科技手段
随着犯罪的日益智能化，要求侦查人员充分利用科技手段来提示案件的端倪。“一条潮虫引破碎尸案”15，充分说明现代科技在侦查的作用。
1987年北京石景山区发生一起碎尸案，如何确定原始现场就成为侦查该案的“发端”。犯罪嫌疑人在现场没有留下任何个人痕迹，但现场勘查人员在尸包里提取到泥土、树根和一条活的潮虫。
侦查人员利用科技手段对土样的检测，发现这种土的酸碱度和微量元素与石景山鲁谷地区的土样基本一致，从而大致确定案发现场。对树根鉴定后发现这是加拿大的杨树根，而且是两年的萌生枝（因根部有人碰过，在树旁又长一株小树的树根），这样进一步缩小了侦查范围。侦查人员通过拜访动物所的专家，了解到潮虫昼伏夜出觅食的习性，判定尸体被埋应是凌晨时分。根据潮虫生存环境，判断死者被分尸之处应是在有人居住区。这些信息综合表明，犯罪原始现场应在石景山鲁谷地区的平房或独院里，院内肯定有加拿大白杨，而且位置比较潮湿。侦查人员通过科技手段，通过对土壤、树枝、潮虫进行检验，得出有用信息，把犯罪原始现场圈定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准确认定案件的“发端”，使得一起重大杀人碎尸案件得以及时侦破。
（四）善于观察、增强历炼
侦查人员的个人素质和阅历高下，在很大程度影响对案件“发端”的把握，作为侦查人员既要加强历炼，更要善于观察。
有关媒体一则命案侦破的报道，充分说明侦查人员的观察力和阅历在破案中所起的作用：“黄陂公安分局接到报警：祁家湾镇陈岗村57岁的任老头被人杀死在家中，嫌凶是郑大生。但郑大生在接受调查时，神情自若，似乎没有破绽。参加盘问的刘明利副局长一直察颜观色，对郑右眼角与鼻梁之间一颗针尖大的黑“痣”细细打量。用手一擦，“痣”安然无恙，再用湿棉球轻轻擦拭，“痣”居然慢慢消褪，棉球上却留下红红的血迹。经DNA鉴定，棉球上的血迹与死者的血型一致。 在铁证面前，郑大生终于承认因琐事杀人。为消灭罪证还到浴室洗了澡，没想到眉间的一点血痣没有洗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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