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修改走向之我见　[www.dffy.com]

　　（三）加强辩护制度，保障当事人权利

　　刑事诉讼中控辩是一个对立面，多年来我国的辩护制度相当微弱。九六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是准备加强辩护制度的，但没有如愿。当时一些好的规定：如，为防止法院的先定后审，取消了法院原先的预备审，规定起诉书副本只提交主要证据的复印件。但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律师获得证据的来源减少，律师看不到控方的意见。律师会见难，阅卷难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控辩双方掌握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控辩双方难以对抗。这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可以从以下方面加强辩护制度：

　　1、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九六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没有明确，律师无法行使权利，这一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把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身份定位为辩护人。2、保证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会见与通讯的权利。刑事诉讼九十六条规定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但在司法实践中，部分公安、检察机关以各种方式不让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为保障律师的会见权，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可规定：只要律师向看守所出示律师证、委托书、律师事务所的介绍信，看守所就可以直接安排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其它机关的批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往往采取监听等手段，这与联合国的规定不一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不得被监听，通信不得被检查。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查阅技术性文件，犯罪嫌疑人的笔录。在审查起诉之日起就可以查阅本案的全部材料，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为律师检阅，摘抄提供方便，并给予第二次查阅、摘抄的方便。3、关于委托辩护。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委托辩护申请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当地有关机关。如果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他的亲友、监护人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4、公、检、法机关应当认真听取律师的辩护意见，侦查终结前可以听取律师的意见，如果律师提出书面意见的，应当附卷。在检察院讯问时，律师提出的意见应当附卷移送。

　　四、有关诉讼程序的修改

　　（一）完善死刑审判制度，扩大简易程序

　　死刑案件，一审要开庭，二审开庭，最高人民法院还要开庭，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很大，死刑案件耗费的资源非常大，对一些简单案件就不应过多地耗费资源。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认罪，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当然，对共同犯罪的，有的人不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就不能用简易程序。对死刑复核程序可以增加一些条文，现在的刑事诉讼法缺少操作性规定。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的压力非常大，过去通常是采用委托的方法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委托人可能不负责任，最高法院不可能把所有的犯罪嫌疑人搞北京来。最高法院复核死刑案件时，可以借助视频的方法进行。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应当做出核准或不核准的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做出裁定之前应当听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发回重审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没有发现新的事实，不得判处被告人死刑。

　　（二）进一步完善不起诉制度

　　完善不起诉制度，设置一个附条件的不起诉制度，能更好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央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将传统的“严打”刑事政策调整为“宽严相济”，过去片面强调严打，但严打是有边际效应的。构建和谐社会不能一味地“严打”，刑法已经规定那些犯罪对象应当“严打”，那些不应当“严打”，这体现在检察机关的不起诉上。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制度：法定不起诉、酌定不起诉、证据不足不起诉。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可考虑增加一种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依据刑法规定判处三年以下徒刑，犯罪嫌疑人提出申请，人民检察院可以附条件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主要针对未成年人，不满22周岁的人初次犯罪，这实际就是大学生犯罪。如果他们向被害人赔偿损失、具有自首、立功表现的，可以对他们实行附条件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实际是对已经构成犯罪的人从宽发落，规定一个考验期，如果没有犯罪就不起诉，构成犯罪就起诉，尽量用缓和的方法对待一些特殊人群犯罪。

　　在我国所有的犯罪中，未成年人犯罪占有极大的比例。对初次犯罪的未成年人加以刑罚，不一定有利于他改造，特别是在我国羁押场所的环境没有彻底改善的条件下，羁押场所可能成为二次犯罪的传播场所。完善不起诉制度，给未成年人罪犯一条悔过自新之路，这对维护家庭和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确立国家对被害人的补偿制度

　　在传统刑事诉讼理念影响下，国家承担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犯罪，只要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国家就算完成任务。至于被害人受到多大损失，国家是很少顾及的。在强调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诉讼理念指导下，国家的责任理应扩大到经济领域，加强对被害人的补偿。理由如下：首先，人是生产力中最主要的因素，被害人受到伤害后，其生存能力必然减弱，国家如果不对其补偿，必然会影响到他们正常的生活。其次，在不少刑事犯罪中被告人往往是穷人，被判处死刑后，被害人常常什么也得不到。再次，人民对国家承担纳税、服兵役等义务，国家就应对人民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犯罪现象的发生，一方面说明国家在维护社会治安中还存在不足，另一方面说明国家对被害人的保护没有尽到责任。根据过错原则，国家必须为自己的过错行为买单，给予被害人必要的经济补偿。最后，建立国家补偿制度，可以安抚被害人受伤的心灵，减少新的冲突发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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