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刑事诉讼法年会观感之一：部门争权台面化？　[www.dffy.com]

　　2007年9月21—23日，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7年年会在兰州召开。由于酝酿已久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已经搁浅，会议上下笼罩着一种悲观、沮丧的气氛。学者们对立法机关所表现出的保守主义、退缩主义、神秘主义倾向，表示出了极大的不满。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高检、公安部、最高法等实务部门的与会代表，却异常地活跃，遍布于各个讨论小组，有组织、有部署、不遗余力地宣传着本部门的立场和主张。有学者讥讽他们为“屁股决定脑袋”，而他们也毫不讳言，坦陈：“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

　　其中，检察系统对这次会议最为重视，数名副部级、厅级官员带队，检察理论研究所专职人员全力以赴，基层检察机关予以策应，在年会上“同唱一首歌”，声音十分响亮。其观点和论据都异常统一：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是宪法赋予的，神圣不可动摇;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十分必要，只能强化不能削弱;目前由检察机关行使批捕权是适宜的，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会带来诸多问题等等。

　　公安部也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一名副局级领导带队，“刑事诉讼法修改办公室”人员集体参会，带着自己印刷好的文集，积极参加各小组讨论，不厌其烦地反复申明公安机关的观点和立场。其中，许多观点尚可理解，比如：我国侦查能力尚属低下，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暂不可行，建议将秘密侦查、特殊侦查措施纳入立法规定等。但也有一些则纯属狡辩，甚至是故意混淆视听了，如公安部的一位博士认为：“有人认为我国的拘留期限长达37天，世界第一。实际上我们只有24小时。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或逮捕后，应当在24小时内讯问犯罪嫌疑人，以便决定是否羁押。这里的24小时就相当于国外的逮捕期限。”此话一出，当即遭到龙宗智教授的面斥：你作为政法大学的博士，岂能为了部门利益，如此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我们的“24小时内进行第一次讯问”与拘留期限是一回事吗？面对大师的痛斥，博士只得悻悻然无语。

　　最高人民法院来的代表相对较少，这与其在刑诉法修改中所处的主动地位相关——无论怎么改，法院的地位似乎只可能强化，不可能削弱。但熊选国大法官也充分利用开幕式讲话之机，充分表达了法院的愿望和立场，并提出了“赋予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权”、“简易程序中检察机关应派员出庭”等权力主张，并当场抱怨：检察机关监督法院有手段，而法院制约检察机关却无能为力。熊大法官话音刚落，最高检的戴玉忠大检察官边针锋相对地申明了自己的立场：简易程序中检察官不需出庭，否则有违“简易”之名;坚决反对赋予人民法院退回补充侦查权，不能退回到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的其他代表有组织地分散于各个小组，积极宣扬自己的“法律监督论”、“二元司法论”等颇具中国特色的检察理论，并随时反击对检察制度的种种质疑。

　　会议总结时，卞建林会长专门指出：由于立场、角度不同，各部门的观点有所不同，有人说这是“身份决定利益、屁股决定脑袋”。其实，这是正常的，承认这一点，也是理性的表现。

　　其实，这种部门争权现象，早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有充分表演，这次，不过是愈演愈烈而已。无论1996，还是2007，各个部门的所作所为，都在毫不掩饰地告诉我们：无论哪个机关、哪个部门，都不是天生的“客观、中立、公正”机关，它们毫无例外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都在为谋取本部门利益最大化而不遗余力、不懈努力。看到这一点，承认这一点，确实是一种进步，也确实是理性的表现。

　　那么，既然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追问下去：在立法上，它们是“理性的经济人”，极力谋求利益最大化，那么，在执法上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它们在执法上能够“客观、公正、无私”呢？想一想近年来曝光的冤假错案，公、检、法似乎都有过掩盖真相、文过饰非的不良表现。比如，在佘祥林冤案中，公安机关为掩盖真相，竟然虚构现场指认笔录、羁押辩方证人等。特别是自诩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其“为部门争权”的种种表现，也充分地向世人表明：检察机关也是个“理性的经济人”，既不是神仙，也不是圣人，我们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它在刑事诉讼中能够坚守“客观义务”和“公正立场”呢？事实上，在“侦查追诉”和“法律监督”这对相互冲突的角色中，它注定不仅难以“两全”，而且必然“人格分裂”！

　　2007，启动已久刑事诉讼法修改搁浅，迄今前途难测。最大的障碍就是：公检法的部门争权，严重干扰了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正常进行。此次年会，各部门争权台面化，值得我们警醒和反思。它告诉我们：各个部门都是“理性的经济人”，绝不能天真地寄希望于哪个部门会自觉“严格、公正、文明”。我们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应当遵循这一假定而展开。同时，它还促使我们反思立法体制：到底是谁在立法，又是为谁立法？刑事诉讼法作为调整国家权力之间、权力与权利之间关系的基本法，为何在立法过程中，只听到各部门的声音和主张，而没有社会公众的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如此事关公民重大权利，为何却总在秘密的状态中进行，为什么不能象物权法、婚姻法一样，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

　　在法学家眼里，现实似乎总是让人沮丧。但是，希望总还是有的。正如龙宗智教授所言：刑事诉讼法修改，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法治进步，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潮流。这话说的很实在，也很无奈。但我总觉得，这话似乎反过来说更准确：“道路是光明的，而前途是曲折的。”因为：如何推进程序法治，似乎不是个难题，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和国外经验可资借鉴，而愿意不愿意推进法治，则是个更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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