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刑诉法年会观感之三：“国情”长着N张脸　[www.dffy.com]

　　胡适有句名言：“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实，胡适对历史算是认真的，一向提倡“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观乎2007年诉讼法年会立法研讨观点，大都离不开“国情”二字。不幸的是，在这里，“国情”也成了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以往，多是保守者喜谈国情，实务界强调国情。而今，激进的改革论者也论国情，并试图从国情中发掘出改革的因子。学者们面对“不了解国情”的指责，坚决予以否认，并声称“我们不仅了解中国国情，而且了解地更全面”。

　　于是，由于观察视角不同，“国情”就变换出N张不同的面孔，如同博登海默笔下的“正义”——有着一张“普罗透斯的脸”。

　　一、往上看一张脸，往下看一张脸面

　　所谓往上看，是指看我国的意识形态、宪政制度、司法体制等。这是一张严肃的脸，话题有着相当的敏感性，许多内容也不在学术讨论之列。因而，这张脸容易成为许多人立论的根据，最典型是检察机关的代表，他们认为：我国现行检察制度是宪法确立的，是与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因而，是不容否定的。这一下子，就把学术问题上升了另一个层面，堵住了许多人的嘴。但是，这种说辞，尚缺乏深入的学术论证，因而，不服气的学者依然大有人在。有人问：宪法规定的怎么啦，我国宪法不是已经修改过若干次吗？

　　所谓往下看，是指看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意基础。这是一张活泼、生动的脸。针对学者们对刑诉法修改的沮丧之情，龙宗智鼓励大家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原因很简单：市场经济、对外开放、法治进步，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潮流。还有学者一再强调民意，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公众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基本的温饱、安全等需求解决后，人们对自由、公正、人权、尊严的需求与日俱增，我国立法必须反映这种需求和变化，否则就会落后于时代，落后于人民。

　　二、往后看一张脸，往前看一张脸

　　所谓往后看，是指强调我国的历史传统、诉讼文化。这是一张充满沧桑的脸，比如：我国有着悠久的封建专制历史，人们缺乏民主、法治观念，权利意识单薄，或者说我国的诉讼文化是“无诉”、“厌诉”，讲究“和合”与“人情”等。因而，中国的法治化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进程，只能慢慢来，急不得。而且，由于传统诉讼文化的影响，在中国引进西方的一些诉讼制度，难免会水土不服，比如对抗式诉讼模式、辩诉交易等，就很难在中国落地生根。

　　所谓往前看，是指强调现实责任和未来发展。这是一张充满希望的脸。比如，有人认为，不要总强调历史、文化、传统等，说中国人天生“厌诉”、“无诉”，是不成立的，近年来“诉讼爆炸”的现实已证明了这一点。古人“厌诉”，主因是司法太黑暗、太专横、太腐败，令国人恐惧。在今天和未来的中国，尽快建立起公正、文明的现代司法，是我们今人和后人的使命，不能总拿历史和文化做挡箭牌。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责任完全在自己，根本不应当推给“祖先”。香港、台湾也是中国人，也是中国文化，为什么民主、法治搞的还不错？

　　三、往西看一张脸，往东看一张脸

　　所谓往西看，是指更多强调经济不发达的国情。这是一张穷困潦倒的脸。比如：我国处于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财政能力匮乏，执法、司法人员甚至发不起工资，缺乏技术装备，目前律师人数太少，尚有206个县没有律师，法律援助还无力普及等等。总之，一句话：在目前国情下，许多制度根本不具有可行性，包括：讯问时律师在场，讯问全程录音、录像，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等等。

　　所谓往东看，是指更多强调经济快速发展、财政能力迅速提高的国情。认为：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能力，实施一些国际公认的刑事诉讼制度、规则，并不存在太大困难。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逐年大幅增长，国家日益变得“财大气粗”，而与此同时，国家对司法资源的投入却远远低于这种增长，甚至没有增长。这要求国家要调整现行的财政政策和支出结构，把更多的资金投向执法、司法等公共服务领域。至于西部贫困地区，则需要国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缓解地区之间的差异。

　　更有学者尖锐指出：在西方法治先进国家，无罪推定、沉默权、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制度、规则，早在18、19世纪，甚至在17世纪，即已确立。难道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100年、甚至200年、300年之前的西方诸国？这显然不符合实际。而且，许多制度根本不需要花钱，如把看守所交给司法行政机关管理，仅仅是体制的调整，为什么也推行不了？

　　呵呵，国情，国情！你的N张脸，竟然同时成了N个不同观点的论据。也许，你只有一张脸，只不过着张脸着实太大了，使每个人只能看到或者摸到你的一角而已。看来，要全面地、客观地、深刻地认识你，对我们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的不同观察，其实都算得上一种贡献。而最终接受考验的，是理应具有神明般智慧的立法者，他要在“上上下下、前后左右、东南西北”的反复观察中，为立法寻出一个最佳的平衡点。

　　最后的疑问只剩下一个：我们有这样睿智的立法者吗？

　　（本稿专供“东方法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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