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宪法对公民权利的规定广泛且完备，不过，作为基本法的宪法不宜对如何保障公民权利做出具体的规则，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需通过普通法来实施。由于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不足，导致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得不到有效地保障，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现象时有发生，直接影响诉讼和谐。
（二）作证制度不合理与传闻证据大量使用
一方面，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应出庭作证，法律不允许有例外，即便当事人有父子之亲、夫妻之情，也必须出庭作证。立法规定没有例外性的作证方式，其目的是强制证人作证，重在打击犯罪。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是人们必须遵守的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亲亲相隐”在今天仍然具有坚强的生命力，并得到民众心理上的认同。我国法律对证人作证无例外的规定，造成现实法律与传统道德相冲突，法律与文化相冲突，法律与民众心理相冲突，不仅影响到诉讼和谐，而且影响家庭与社会的和谐。立法不合理，导致该规定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地执行，我国刑事案件中证人普遍不出庭就是证明。另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允许传闻证据大量使用，特别是控诉机关的卷宗在法庭上大量使用。卷宗制作人很少出庭作证，这等于在事实上否定了证人作证制度。从法理上看，卷宗是传闻证据，不应在法庭上使用。卷宗在法庭上使用，不仅剥夺了被告人质询不利于自己证人的权利，而且影响案件真实的发现。卷宗在法庭上广泛使用，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理顺审判与侦查和公诉之间的关系。从法理上说，审判是整个刑事诉讼中心。如果审判不能成为诉讼的中心，将会直接影响到诉讼模式的和谐。诉讼模式的不和谐，又影响到诉讼过程的不和谐，并对被告人的权利产生消极影响。
（三）证明标准不统一
和谐的证据规则反映在证明标准上必须整齐划一，如果在诉讼中此时采用一个证明标准，彼时采用另一个证明标准，势必造成证明上的混乱。我国立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统一的、明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具体运用中，证明标准又分为“严打”的证明标准和普通的证明标准。普通的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严打”的证明标准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普通的证明标准与“严打”的证明标准，二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各有其适用对象和条件。从法理上来说，“严打”只是在特殊时期实行的临时性刑事政策，“严打”的证明标准也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案件，对普通时期发生的案件是不能适用“严打”的证明标准。但在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把普通时期案件的证明标准降为“严打”时期案件的证明标准，背离刑事诉讼法相关的规则。司法实践对法律规定的背叛，造成立法与司法的不和谐。“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相比是降低了证明标准，证明标准降低会影响办案质量，这对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都是不利的。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采用两套不同的证明标准，证明标准的不统一，不仅影响到证据的适用，而且影响诉讼和谐。司法实践中两套并行的证明标准，造成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犯同样的罪行会被判处不同的刑罚，这与法律“范不一而归一”的特征不一致，不利于量刑的统一与平衡。
（四）保障人权的取证条款稀缺
和谐的刑事诉讼，必须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并不是静止不变的平衡，而是一种动态的、适度的平衡。 如果在刑事诉讼中侧重于打击犯罪，而忽略人权保障，或者与之相反，都会影响诉讼和谐。我国刑事政策历来强调打击犯罪，重视社会稳定，对人权保障顾及较少。加之，我国法文化传统和民众心理上对“严打”政策的偏爱，这种偏爱不仅影响到司法实践部门，对立法机关也有深刻的影响。在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上，普通民众过于偏好实体正义，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相比还处于次要的地位。对违反程序收集的证据，只要实体上是正确的，司法机关一般是认可的。普通民众心理与现代法治理念的不和谐，直接影响到刑事立法中对人权保障条款的规定。
当前，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我国的刑事政策已经做出重大调整，由“严打”的刑事政策调整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必须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反映在证据规则上要求处理好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的平衡。
在我国证据规则体系中，由于以上具体证据适用规则存在自身的不和谐，加之，证据规则相互间的矛盾没有得到有效地排除，由此直接造成我国证据规则体系的不和谐。
四、如何构建和谐刑事证据规则
刑事诉讼的精髓在于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作为服务于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必须以此为出发点进行建构。
(一)以刑事政策与治安形势为基点
法律特点是整齐划一，事先公布，对事不对人。社会生活却是丰富多彩，僵硬的法律规定在调整具体的社会矛盾时，往往与人情、天理相冲突，法律与道德相冲突，法律与人性不和谐。为了减少法律在调控社会生活中的僵硬性，必须以刑事政策加以调和。法律的特点是稳定性强，注重整体公平；刑事政策特点是灵活强，注重个案公平。理想的诉讼是个案公平与整体公平兼顾，国法与天理、人情相融。在确立我国刑事证据适用规则时，不仅要考虑法律因素，还要考虑政策因素，这样制定出来的刑事证据适用规则才具有内在的和谐。
从我国的刑事政策看，自83年“严打”以来，国家对一些重大犯罪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为了配合国家现行的刑事政策，有效地遏制严重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对一些特殊种类的犯罪在证据运用上应增加例外性的规则。如，按照我国立法规定贩卖毒品与持有毒品在量刑上有重大的差别，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经常把贩卖毒品诡称为持有毒品。依据刑事案件的举证原则，司法机关对被告人是持有毒品还贩卖毒品必须承担证明责任。从司法实践看，司法机关对此是很难证明的。为了实现有效地打击毒品犯罪的目标，可以适度减轻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将来在刑事证据立法时，对证明毒品等特定种类的犯罪应增加一些例外性规则：让被告人承担是持有毒品还是贩卖毒品的举证责任。不过，证据例外性适用规则的范围不应太大，应限于毒品犯罪、有组织犯罪、贪污受贿犯罪。这类案件犯罪主体比较特殊、证据通常由被告人控制，由被告人承担举证责任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在特定种类的犯罪中，由被告人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体现了举证责任分配上的和谐。
从目前治安形势看，新型犯罪不断增加；有些地方治安形势还比较严峻，民众缺少必要的安全感。如果法律对被告人的权利保护过多，会失去民众支持。美国最近制定的《反恐怖法》，缩减了公民权利。最近，联合国通过了《打击跨国犯罪有组织公约》和《反腐败公约》，这“两个公约”的总体趋势是加强对犯罪的打击，缩减有关人权保护的内容。如，对使用特殊侦查手段放宽了限制：对毒品走私案，允许当局主管单位在境内使用控制下交付、监听、卧底，甚至特工手段来收集证据。对被告人主观上的明知、故意、目的，可以根据客观情况予以推定，避免了对被告人主观上无法证明的困难。这说明随着治安形势的变化和遏制犯罪上升势头的需要，对证据适用规则进行适当的修改是必要的。
但是，从刑事犯罪发展的规律看，“严打”的作用是有限的，单靠“严打”不可能完全抑制犯罪、减少犯罪，而且随着“严打”斗争的持续进行，“严打”本身的边际效应也在递减。因此，必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调整并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当宽则宽”，“该严则严”，在“宽严之间”把握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动态平衡，以此达到刑事政策的内在和谐。重构我国刑事证据适用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时，必须根据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治安形势，合理地确定原则性规则与例外性规则的各自范围，使二者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维持平衡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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