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动物促成的错案
在所有的刑事错案中，有一类错案是由动物促成的。这类错案发生的概率非常小，一旦发生则很难纠正，被冤枉的人百口难辩，只能自认倒霉。
《折狱龟鉴》中有这样一则案例：庐陵豪民曝衣，失新洁衾服直数十千。村落僻远，人罕经行，以为其邻盗之。邻人不胜楚掠，遂自诬服。诘其赃物，即云：“散鬻于市。”无从追究。赴法之日，冤声动天，长吏以闻。先主命员外郎萧俨覆之，俨斋戒祷神，伫雪冤枉。至郡之日，天气晴和，忽有雷声自西北起，至失物家震死一牛，剖其腹，而得所失物。乃是为牛所啖，犹未消溃也。本案中，豪民所晒的衣服确实不见了，他没有谎报案情。根据豪民所处村落僻远的特点，侦查人员认为衣服被邻人所盗，属于正常思维。如果不是雷震死牛，“棰楚之下”，邻人是无法辩明自己冤屈的。
由动物促成的错案，尽管少见，在现实生活中也时有发生。最近，陕西发生了一起“羊吃钱”的案例：“羊是食草动物，可它们有时也会 见钱眼开 。近日，陕西靖边县某一村干部的10万公款，就被自家的10只羊吃了下去。” ［5］ 在此案中，如果主人没有发现羊吃钱，人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村干部贪污了10万元公款。理由很简单，钱是你保管的，现在钱不见了，不是你贪污的，那会是谁？按照生活常识，一个人所保管的东西不见，他应承担一定的说明义务。如果不能说明保管物的去向，则推定是他贪污，但事实证明这样的推定常会发生错误。
三、程序失灵引发的错案
刑事诉讼程序分为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目的是让后一个阶段对前一个阶段起到监督、制约作用。为什么立法设置的侦查、起诉、审判程序对错案的发生起不到制约作用？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一是程序设置不合理，难以发挥预定的纠错功能；二是合理的程序没有得到认真执行。造成程序失灵的原因，具体来说有以下方面：
（一）律师取证不足造成的错案
犯罪嫌疑人权利主要是通过律师来维护的，因此，法治发达国家无不赋予律师诸多权利。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律师权利的行使还存在诸多不足，最突出表现为律师取证能力不足。首先，律师在调查特定内容时要经过司法机关同意，如果司法机关不同意，意味着律师将无法取证。其次，如果取证不恰当，律师还可能构成伪证罪，而在其它法治发达国家，律师大多享有豁免权。再次，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存在不少障碍，律师会见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最后，在九六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基于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特点，法官主动查明案件真实。九六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更多地强调法官消极、被动审理案件，法官不再主动地查清案件事实。被告人原本可以借助法官力量完成的调查取证工作，现在只能靠律师去完成。在律师取证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法官消极取证无疑不利于被告人的利益。
（二）证人原因造成的错案
1．证人不出庭作证造成的错案。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情的人都应该出庭作证，不允许证人拒绝作证。但在司法实践中，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诉讼中存在着大量书面审的现象，违背了刑事诉讼法关于证人必须出庭作证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法不依。有人统计，我国证人出庭率不到5%。证人不出庭作证，辩方律师难以质问控方证人，最终损害的是被告人利益；证人不出庭作证，法官也缺少近距离观察证人的机会，难以对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做出准确的判断。审判机关所接触的都是公诉机关过滤过的材料，单靠书面审理难以发现案件真实。大多数的法制系统都存在错案问题，证人不出庭是形成错案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如果证人出庭作证，接受对方律师的质问，很可能会出现漏洞，与证人在控方机关所作的证言可能不一致，从而影响控方的指控。为了避免此种情况，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机关通常不希望证人出庭。司法机关不希望证人出庭作证，才是我国证人出庭难的重要原因。
2．证人诚实指证错误造成的错案。
“在美国，证人亲眼见到的情况，有74%是错误的。这个证人并没有撒谎，只是由于时间比较长，他们觉得自己这样说就是正确的。”［6］ 在刑事错案中，有不少是由“证人真实的谎言”造成的，这在美国称之为“证人诚实地指证错误”：“证人诚实地指证错误时，通常是自以为是，对自己的指证充满信心，对他人或裁判者的质疑，毫不动摇。”［7］ 证人证言是刑事证据中最为重要的一种证据，几乎所有案件的侦破都离不开证人证言。在发生“证人诚实地指证”错误时，由于他与案件处理结果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陈述极易得到司法人员的认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指出，误判的因素极为复杂，但证人指认错误为最主要原因；若细分误判的原因，证人指证错误的单项因素，较其他误判的总和还多。以具体数字为证明，1932的曾有一项调查显示，65件无辜者被误判有罪的案件，有29件归因于证人的指证错误；1988年的调查显示，无罪误判为有罪的案件中，52%归因于证人的指证错误。”［8］
（三）违法侦查
违法侦查主要表现为刑讯逼供，从已经发现的冤假错案看，大多存在刑讯逼供。一些侦查人员偏爱刑讯逼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方面：首先，刑讯逼供作为亚文化被一些人认同，有人戏称刑讯逼供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来来香，管用。其次，获取口供不仅方法简单，而且成本低廉。在诉讼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办案人员就会选择成本较小的侦查手段去获得证据。在刑事诉法规定的七种证据中，口供是取证成本最低的一种证据，只须把犯罪嫌疑人抓起来，对其肉体或精神进行摧残，通常会获得侦查人员所需要的口供。同时，口供又是一种直接证据，只要查证属实就可以证明主要案情。在我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要求“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在今天的司法实践中，如果没有被告人的口供，不少司法人员仍然是不敢轻易断案的。再次，刑讯逼供通常是发生在封闭的场所，外界难以进行有效的监督。除非犯罪嫌疑人致残或死亡，否则犯罪嫌疑人无法证明自己受到刑讯逼供。尽管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刑讯逼供是犯罪行为，但刑讯逼供并未因为有了法律规定而收敛，原因在于刑讯逼供是难以证明的犯罪。
（四）司法机关重配合轻制约
从近来发现的几起错案看，起诉、审判对侦查中错误很难发现，与当初对诉讼模式设计纠错的期望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以下方面：从我国刑事诉讼模式看，仍然是以侦查为中心；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还没有完全确立。侦查程序凸显单向、封闭、行政治罪的特点，缺少对抗机制，程序自身的纠错功能难以发挥。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实际上是“三机关”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在指导思想上，公、检、法“三机关”是一致的，基本上还是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护，这与刑事诉讼构造上的分权制衡原理相违背。特别是在政法委协调办案还没有完全废除的情况下，靠起诉、审判来纠正侦查中的错误还存在体制上的障碍。
四、减少错案发生的对策
(一)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
减少冤假错案的关键在于提高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司法人员的综合素质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内容：科学的知识、法治的素养、人文的情怀。首先，科学知识能够提高侦查破案的水平，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刑讯逼供在侦查中屡禁不止，原因很多，但侦查人员缺少科学知识，不知如何取证是一个重要因素。华裔侦探查李昌鈺博士无须刑讯逼供，他掌握的科学知识，足以提供法庭所需要的证据。其次，法治的素养能使侦查人员养成依法办事的习惯。依法治国已经写入宪法，但那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法律。“法律必须被信仰”，特别是被执法之人信仰，写在纸上的法律才能变成活的法律。具体到侦查活动中，侦查人员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侦查权。再次，人文的情怀能使侦查人员充满爱心，把犯罪嫌疑人当作人看待，给予他作为一个人所应有的尊严。进而能够认真审查案件，做到“不枉不纵”。在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中，人文的情怀犹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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