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增强程序的纠错功能
从最近发现的几起错案看，要么是当初被认定为死者的人重新复活了，要么是在侦破其它案件的过程中顺带发现了真正的罪犯，要么是通过DNA鉴定发现犯罪嫌疑人是冤枉的。这几起重大冤假错案都不是通过诉讼程序发现的，而是靠诉讼外因素发现的。尽管诉讼程序在纠正冤假错案中起到一定作用，但与我们对诉讼程序纠错的期待相比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现有的诉讼程序在纠正重大冤假错案方面基本上是无所作为。所以，有必要增加刑事诉讼程序的纠错功能。增强程序的纠错功能，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提高侦查的透明度，让律师真正地介入侦查程序之中,通过律师介入来制止侦查人员的违法行为。其实，胡耀邦同志早就强调过办案不能搞神秘化，要增强办案的透明度：“我们政法部门办任何工作，任何案子可不要搞神秘化，可不要关门起来，不要怕泄密，没有多少秘密，一百案件可能只有一两个保密的，98%以上的案子没有秘密，可不要搞神秘化，可不要关起门来办案。”［9］ 二是，由侦查中心向审判中心转化，对重大案件要实行开庭审理，切实保护被告人程序性的权利。三是，加强公、检、法“三机关”的制约功能，废除司法实践中个别地方存在由政法委协调定案的制度。四是，扩大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扩大当事人申请法院调查取证的权利。五是，重视被告人当庭口供的份量。口供至上固然不对，但轻易地否定被告人当庭的供述也是不恰当的。在当事人取证能力还比较薄弱的情况下，重视被告人庭审中口供的份量，能迫使诉方收集更加充分的证据反驳被告人的口供，从而间接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
（三）遏制刑讯逼供
由刑讯逼供催生的冤假错案，一旦发生很难纠正，原因在于侦查机关有不当的利益渗透其中。“一旦犯罪嫌疑人被抓住后，哪怕证据并不确实、充分，也要想方设法办成 铁案 ，常见的提法是 一定要撬开他的铁嘴 ，否则没有办法向上级交代。一旦犯罪嫌疑人承认了，被害方的怒火也就平息了，办案的民警能够立功受奖，上下左右皆大欢喜。但这样容易诱发刑讯逼供，严重的会造成冤假错案。”［10］ 遏制刑讯逼供，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把通过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定性为非法证据，禁止在法庭上使用，从源头上减少刑讯逼供的动力。否则，法律一方面反对刑讯逼供，另一方面又允许非法证据在法庭上使用。立法上的自相矛盾，必将造成司法适用上的混乱。其次，加大对刑讯者的惩处。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成为一种博弈式的侦查方法：一方面，司法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破案后，可以受到了表扬，甚至提升；另一方面，如果侦查人员没有控制刑讯逼供的分寸，造成犯罪嫌疑人意外伤亡，则会受到处分。为了有效地遏制刑讯逼供，今后只要发现有刑讯逼供行为，不管是否侦破了刑事案件，不管犯罪嫌疑人是否是真正的罪犯，一律对当事人进行处分。再次，实行举证倒置。刑讯逼供是一种有风险的办案方法，但风险不大。原因在于证明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侦查人员是否有刑讯逼供行为不是由侦查人员来证明，而是由犯罪嫌疑人来证明。基于刑讯逼供发生场所的特殊性，犯罪嫌疑人无法证明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行为。所以，要想制止刑讯逼供的发生，必须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只要犯罪嫌疑人提出侦查人员有刑讯逼供的嫌疑，侦查人员必须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最后，在侦查阶段应允许律师有条件地提前介入。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必须有律师在场，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否则，犯罪嫌疑人可以拒绝回答警方的提问。同时，加强录音录像制度，对重大案件实行全程录音录像。
（四）延长死刑执行的等待时间
在我国古代，有许多重大案件通过暂缓执行后，最终发现了真正的罪犯。在我国宋代的《折狱龟鉴》记载这样一则案例：薛奎参政，为隰州军事推官。时有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盗杀寺奴，取财去。而博者四人适至，启户，溅血污衣，遽惊走。逻者因捕送官，考讯，引伏。奎独疑之，请缓其狱。后数日，果得杀人者。在本案中，如果当时就把四名赌博者绳之以法，不仅会造成冤假错案，而且放纵了真正的罪犯。佘祥林案件、杜培武案件也都是在多年后才发现真正的凶手，相反，如果当时匆忙地把佘祥林、杜培武杀掉，不仅错杀好人，而且还会增加纠正这些错案的难度。
任何一个国家都应杜绝错杀，杜绝错杀最好办法是废除死刑，次之，是延长死刑执行等待时间。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目前废除死刑是不现实的，延长死刑执行等待时间是惟一的可靠办法。
在美国，一个罪犯从被判处死刑到执行死刑，要经过十几年时间。在这个漫长死刑执行等待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前难以使用的科技手段，现在可以使用了，一些犯罪嫌疑人因此洗脱了冤屈。“在美国的伊利诺斯州，以前没有DNA技术，有许多犯罪嫌疑人被误认为是罪犯，通过DNA技术证明他们是清白的，有13名无辜的人被释放。”［11］ 在湖南的滕兴善案件中，判处滕兴善死刑的执行，如果能够等待十年，或十五时间，滕兴善也许不会枉死。正反两方面事例都说明，杀人是快不得的。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真正的罪犯，即使当时没有被发现，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有暴露的一天。一个罪犯在此案中没有被发现，有可能在其它案件被顺带发现。但是，如果错杀了无辜，不仅会放纵真正的罪犯，甚至个别司法机关为了回避自己的错误，就可能刻意地掩饰案件真相。相反，如果延长死刑等待时间，不仅给真正的罪犯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使得他在一定时间内不敢犯罪，而且避免司法机关犯无可挽回的错误。当然，延长死刑执行的等待时间，势必加大国家的财政负担，但是为了避免错杀，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就我国的实际而言，可以把罪犯判处死刑后的等待执行时间延长五至十年。理由是我国刑法规定的累犯考验期是五年，一个罪犯如果在五年内没有犯新罪，说明改造基本上是成功的。从目前发现的冤假错案看，大多数真正罪犯是在无辜者被处死后的五年至十年内发现的，所以，把判处死刑后罪犯等待执行时间规定为五至十年是比较适宜的。
需要说明的是延长死刑犯执行等待时间与提高诉讼效率并不矛盾，提高诉讼效率是为了早日解决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的不确定状态，缩短犯罪嫌疑人审前羁押的时间。延长死刑犯执行等待时间是在罪犯已经被判处死刑的情况下，基于慎刑的考虑而延长执行等待的时间。延长死刑执行等待也不同于死缓，死缓是在缓刑考验期内，如果没有犯新罪就不执行死刑，而在延长死刑执行等待时间内，如果没有发现其他意外情况就执行死刑。
［1］林钰雄.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3－104.
［2］陈重业主编.折狱龟鉴补o译注［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913.
［3］陈重业主编.折狱龟鉴补o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22.
［4］陈重业主编.折狱龟鉴补o译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9.
［5］“村干部家10只羊吞下10万元公款被主人剖腹”.海峡都市报, 2006-08-22.
［6］参见李富成.中美死刑制度比较研究座谈会实录. http://www.dffy.com, 2006-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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