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机会主义者”的法官　[www.dffy.com]

　　根据毛泽东与威廉姆森1对机会主义的观点对法官进行分析，不难发现，法官也是“机会主义者(Opportunist)”。

　　关于“机会主义”，毛泽东的定义是：哪里有利就到那里去。

　　经济学中的机会主义是一种基本的人性假设，最先提出这一假设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威廉姆森把人一有机会就会不惜损人而利己的“本性”，称之为机会主义。威廉姆森认为，对于“机会主义”的认识，是他对经济学首创的贡献之一。他对经济分析中关于人的行为特征的基本假定作了新的界定：经济生活中的人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中的人都是自私的，而且，为了利己，还可能不惜损人。不过，人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约，违反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法律使损人利己的行为受到一定的节制。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樊刚、汪丁丁、常修泽等提出不同的定义，，但都表达出了不正当获利这一含义。

　　为什么会产生机会主义，一般地解释是：人类的有限理性；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但在中国，机会主义的产生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原因外，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根源。宋圭武教授2增补了四条原因：第一、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机会主义的经济根源。第二，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机会主义的政治土壤。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催生机会主义的文化温床。第四、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也增大了机会主义的诱惑力和活动空间。

　　在法律市场上，在诉讼关系中，法官和当事人都是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这种本性直接影响了法律行为的效率。在法律行为中，尤其到了诉讼阶段，当事人不但要考虑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还要随时提防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更重要的是，他还要提防法官的机会主义行为。法律活动和法律市场中机会主义的存在使交易费用、制度成本提高。交易越复杂，交易费用和制度成本提高的幅度也越大。

　　在现实的法律世界中，法官的机会主义行为是随处可见，如果你是律师，或是当事人，或是因官司牵扯进去的关系人。总之，中国人之所以远离诉讼，实在是因为事件的相对人和法官都是机会主义者，发生纠纷，已然是卷入了利益的旋涡，提起诉讼是把自己置身于新的旋涡，会给自己的利益带来更大的损害。

　　“经济人”与“机会主义者”都强调人的利己性，但两者是不同的。不同之处在于，“经济人”假定人们在从事其活动时都是从事正当的职业，遵守起码道德，根据法律规定。在这个框架下，他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或者就个别事件而言是为自己的同时也为别人，双方必须是互利的，就社会总体而言是为别人，整个社会得到福祉。“机会主义者”则是，个别事件上主观为自己，客观上也是为自己。从社会总体看来，他也是损害了社会的总体利益。

　　原先彼此不相识的三个人，因为一次房产的拍卖，走到了一起，接着和法官展开了一场几近一年的扯皮，最后不了了之，然后含恨放弃，这是发生在深圳的一个真实故事。3

　　这三个人在深圳市国土交易中心举牌成交后，发现在当今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情况下，成交价格较原登记价格翻了一倍，就是说，被执行人房产被拍卖后还赚了一倍的利润。他们到法院拿裁定书时均向法官提出，根据法律规定，原业主应交清所欠政府的税费、物业管理费和滞纳金，要求法官从执行款中扣除这部分款。法官口头答应，但不接受他们书面的《执行异议申请书》，只是热心地甚至带有恳求式要求他们先在裁定书的回执上签字。他们相信法官不会胡来，相信法律是公正的，就签了字。谁知第二天再问款项下落时，法官回答，剩余的款项已经支付给了被执行人。前后时间，仅仅相差一天。

　　这三人听了很惊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如果法官所讲是真的，就意味着他们的房产将过不了户，除非他们替被执行人支付十四、五万元的税费，而被执行人却赚了五十多万！当然，被执行人背后的利益链条没人会给他们说清楚。

　　他们想不通，昨天法官还口头答应，今天就变了卦。听说法院拿到执行款，并不马上给回其权利人，一定要等别人百般去求他才给，现在怎么这一下子就给出去了呢。此时的法官表现得相当冷静：一、你们昨天已经在裁定书上签字，裁定书就发生法律效力了。二、你们是案外人，我们没有义务替你们把钱预留下来。三、你们在拍卖合同上签过字，承认自己负责这部分税费的。四、你们可以找被执行人要钱去！五、我们是严格执行操作规程的。

　　原来，市国土交易中心的拍卖格式合同上明确规定，这些税费由买受人承担。这些合同是违反法律规定的，但是有基础，这就是法院与之签订的委托拍卖合同。

　　法院为什么要违反法律规定签订这些合同呢？没有人做出合理的解释，显然，“公平”与“正义”决不是其真正的原因。找法官交涉无果，只好找法院。他们向法院提出：一、法律明确规定，房产交易卖方应承担相应的税费。二、拍卖公告所讲由买受人承担税费，是在过去长期找不到被执行人的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他们替法官找理由），现在拍卖增值，且能找到被拍卖人，应先把款项扣留。三、法院是执行机关，不是真正的当事人，它在拍卖公告中的约定并非正在的卖主与买主的约定。四、我们的房产尚未过户，法官就匆匆忙忙把款项付出去，使得我们房产不能过户。五、根据《合同法》，对这种格式合同应作不利于制定方的解释。

　　但法院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也不给出合理合法的解释，只是让他们找当事的法官本人交涉。他们又向人大、政协、检察院、法院的纪检部门书面反映，人大政协泥牛入海，检察院和法院也给书面回答，说是该法官是执行了本院的有关规定。规定在哪里，检察院和法院秘不示人。他们得到的唯一的反应是，那个法官调到了一个偏远的法庭，使得他们再去找法官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

　　他们也想到自己找到被执行人去解决问题，一再要求法官给出被执行人的地址。很明显，一旦找到被执行人，法官背后联动的利益关系就会大白于天下。所以，法官声称，你们不是当事人，没有权利知道被执行人的下落。

　　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了，这三个人耗费不起时间精力，只好含恨罢休。由于咽不下这口气，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这三人都赔本卖掉了自己拍卖来的房产，以避开“晦气”。

　　人们一定可以知道，经过类似情况的人，谁还会天真地相信“法律是公平的”？回答一定是否定的，因为用在他们身上的法律是不公平的，他们对法官的“公平”、“公正”、“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一定不再会有任何信心4。霍姆斯说“坏蛋”会预测法律，经过自己利益受损的具体事例后他们知道，法官也会“预测法律”了。

　　法官的机会主义在这里得到十分明确的表现：其一、三人领取裁决书前，法官先不把钱支付出去，那样做就违法了。其二、他们拿到裁决书时，先哄着他们签收，这样就表示他们承认自己替那个被执行人付费了，因为裁决书上明显地写上了这一点。而当事人当时只想到裁定拍卖这一事实成立，不会细看法官还在裁定书上给他们加了新的义务。三、他们三人签收后，发现裁定书上大有问题。法官未经诉讼和判决，就对他们这些案外人追加义务。但再去找谁，都不会有人理了，法官已经在“法律上”站住脚了，那倒霉的三个人反倒是“无理取闹”了。四、法官有个他所在的基层法院的“内部规定”做挡箭牌，作为他操作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理由，但这“内部规定”一直秘不示人，实际效力却大大地高于国家法律法规。正因为如此，他所在的法院才给他各种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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