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完善“洗钱”犯罪
洗钱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极为敏感的环节，黑社会性质犯罪集团的存在和发展有赖于其经济实力的保持和增长。因此，要打击和削弱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严格控制其犯罪收益是最可行的措施之一。对洗钱犯罪的完善，主要是针对现行刑法第191条洗钱罪对象范围过窄的缺陷进行修改，扩大洗钱犯罪的范围。现行刑法将洗钱的上游犯罪限定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走私犯罪，而把近几年大量出现的逃税、诈骗、贪污、受贿、资本外逃、制造假币等行为排除在其上游犯罪的范围之外，不仅不利于对其他犯罪活动的打击，也不利于对洗钱犯罪的打击。因此，应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大至“一切能产生经济收益的犯罪行为”，以提高打击有关原生罪的司法效率，遏制其滋生蔓延。
2、在“严打”实践中，为了营造“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浩大声势，有些司法机关采取游街示众、公开执行等不正确作法；有的在所谓的联合办案过程中，违背刑事诉讼程序的必要程序限制和约束，无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在刑罚轻泛化的世界潮流面前，死守重刑主义其实是不理智的，“严打”应充分尊重“刑法的基本原则”作为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定罪量刑的最高标准。罪刑法定原则是当代各国刑法的灵魂，它不仅是守法公民捍卫人权和自由、民主与进步的“大宪章”，也是犯罪分子的“保护伞”；适用刑罚一律平等原则的提出，不仅否定了“特殊公民”的存在，也要求司法机关敢于刚直不阿、力排干扰，维护司法的公平和正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在对罪犯厘定刑罚时应当与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相适应。因此，“严打”的“从严从重”原则，不能违背刑法的基本原则和我国多年奉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2】【3】。
3、在处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还应注意以下几个突出问题：第一，对于一些刑满释放的惯犯以及在犯罪后或服刑期间外逃又犯罪的应坚决考虑从重。第二，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仍应坚持“教育挽救为主，刑事处罚为辅”的宽大政策。对于其中具有初犯、偶犯、从犯或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如果其行为依法可以减轻处罚的，应考虑给予减轻处罚；如果符合适用缓刑条件的，仍应依法判处缓刑。第三，要特别注意不应动辄将一些未成年人团伙犯罪或一般的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流氓恶势力犯罪作为黑恶性质犯罪从重打击【4】。
注释：
【1】王汉斌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在我国，明显的、典型的黑社会犯罪还没有出现，但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已经出现，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为非作歹，欺压、残害群众的有组织犯罪时有出现。……对于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必须果断打击，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蔓延
【2】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穹《关于”严打“整治斗争中的法律适用问题》，载于 2001年7月23日大众网；
【3】赵秉志《对”严打“中几个法律关系的思考》，载于《人民检察》2001年第9期；
【4】储怀植《严打斗争是对青少年的重要保护》，载于《青少年犯罪问题》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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