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组织条例》解读　[www.dffy.com]

　　2、文词冗长累赘。如第五条规定“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就属于多余的规定。1981年6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二条规定：“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1996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解释工作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对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具有法律效力”。因此，《条例》再规定检察委员会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就没有必要。

　　3、第六条存在明显的缺陷。一是立法重复和越权。《检察官法》第十二条规定：“检察官职务的任免，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任免权限和程序办理”；《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三章也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的人员的任免程序。检察机关是立法机关之下的法律监督机关，无权规定权力机关任免事项，人大常委会的任免权限由全国人大或常委会自己决定。因此，《条例》规定应当由上位法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任免权限和程序没有意义，下位法重复立法不是资源浪费，就是在当上位法修改时与其形成冲突，对上没有约束力，属于无效。二是遗漏了专职委员的任免程序。设置检察委员会专职委员，目前还缺乏法律层面的依据，有的地方是本院党组任命。《条例》在提出设立专职委员制度的同时，应避免产生了新的制度缺失。

　　4、第十一条第三款对于检察长的保留权、意见权或者说“决定权”、“否决权”没有次数规定，在制度上是存在问题的。“委员意见分歧较大的，检察长可以决定不付表决，另行审议”，“意见分歧较大”本身不确定，多大为较大？是指同意者多数、还是指否定者多数？都不明确，但都赋予了检察长“决定权”。如果规定没有次数限制，又可另行审议，可以说检察长的否决权即等于决定权，无限之大。达不到检察长意愿的，就可以既不上报（因为第十四条规定是“可以”上报）、又不决策，永远拖下去。有时的情况是，“不决”实际上就是已经决定了。可见，这样规定是一个“天大”的条款。建议完善补充规范为“检察长提请再议的，二次为限”。超过二次的应按第十四条精神处理。

　　5、第十五条的语意不完整。司法复议能否阻却原决定效力，目前还没有规范。申请复议期间，原决定要么应当执行，要么暂缓执行。建议本条增加“复议期间，不影响上级决定的执行”的规定。

　　四、检察长办公会认定执法过错责任法理分析

　　按照《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6月23日《关于改进和加强检察委员会工作的通知》精神，“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是人民检察院在检察长主持下的议事决策机构，主要任务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我们可以理解，检察委员会是检察机关的最高检务会议，许多重要的检察业务工作需要经过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然而，2007年9月26日颁布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规定，执法过错责任调查报告由“检察长办公会审议”，“检察长办公会”对检察人员涉嫌执法过错的事实、证据研究确认后分别情况作出处理。这表明，对检察人员执法过错的事实、证据研究认定和处理的主体是检察长办公会。对于检察长办公会议，看起来类似于行政会议，是检委会、党组会之间的一个机构，因为目前还找不到有关检察长办公会议的组织规范，所以对它的定位、组成、议事范围、决策程序无章可循，这方面不如检委会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有关条例、党组会有《党章》及有关议事规则等规范。正是由于没有关于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办公会议的规范性文件，各级院如何行使检察长办公会职能：一是参会人员是正、副检察长？那么，在基层检察院就等于3-5人说了算，这种民主科学性不及党组会、检委会。我们从检委会新条例规定的委员会组成人数普遍增加、省辖市院的最低员额要求是过去最高员额上限的要求，可以看到民主法制气息浓郁；检察长办公会如果扩大参会人员范围，就与党组会或者检委会没有区别。二是议事规则、决策程序如何？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一把手”负责制。三是检察长办公会的决定以什么名义作出，也没有明确统一的规定。

　　1、对于党组会，有党章的规定，其机构有按程序任命的党组成员和规范的议事规则；检察委员会的定位、议事等规范，也有法可依；院务会，作为行政会议主要是组织、管理和决策司法活动以外的公务，会议形成的决定，一般以会议纪要的形式作出。然而检察长办公会，目前还找不到如同党组会、检委会有着党章、组织法以及《条例》规范的支撑。据考，199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办事规则(试行)》(高检发办字[1993]34号)，提到检察长办公会[3]。但是，这也仅仅是高检院机关办事规则，可能对各级检察院有参照意义，但不具备指导意义。

　　2、如果由检察长办公会研究确认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是否存在“不履行、不正确履行或放弃履行职责”，造成“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或者案件被错误处理”等执法过错责任的事实，那么检察委员会对于执法中案件的决定权，与之相比是否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可能先前已经检察委员会讨论研究的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等决定，而被检察长办公会否定。对于检察环节案件办理的真伪认定最终决定权，究竟赋予“谁”？检察委员会是法律明确的“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议事决策机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是检察院内部规范，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鉴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检察长办公会认定执法过错责任不具有合理性、科学性，对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认定和处理的主体，应当是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

　　注释：

　　[1]沈宗灵：《法学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330页；

　　[2]“检察监督实质上就是一种法律监督”。樊崇义吴光升《检察学：如何才能成为一门科学》，《人民检察》2008.2下半月第4期第7页；

　　[3]王晋闽：《检察长办公会会务若干问题研究》/深圳检察网：www.sjw.gov.cn/Common/ShowInfo.aspx?id=144252，2004-04-15 14:43。

　　（作者简介：林文新，男，1958年出生，湖北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检察委员会委员，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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