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核心精神，在于以法控权。因而，讨论法治问题，权力是一个基本的视角，是一个讨论和研究法治的基本视角。可能有人会说，除权力之外，现在不还提倡用权利来对抗权力吗？而我却认为，在根本意义上，任何权利都不足以对抗权力，正如无法拿鸡蛋碰石头的道理一样。所有的权利，其最终实现均需依靠其他国家权力支持，依靠其他国家权力介入才能得以保障和救济。这一点，正如孟德斯鸠断言，“只有当权力控制权力时，自由才能得到保障。”法谚亦云：“无救济，便无权利”。任何写在法律中和纸上的权利，如果没有国家权力救济，就等于一纸具文。因而，美国的史蒂斯oo霍尔姆斯在《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一书指出：“永远不变的是，权利使得权力对抗权力。”
所以，从权力的视角看，司法改革本身就是政治改革，司法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力的再分配。具体到侦查法治，它的进程首先是一个体制调整、程序改造的过程，其核心也不外乎侦查权的再分配和权力结构的改造。体制调整是名，权力分配是实;程序改造是表，权力重整是根。
下面，通过对1979、1996年我国两部刑事诉讼法的具体分析，来讨论我国侦查程序中的权力分配与权力制约问题。
二、1979年刑事诉讼法中的侦查权
1979年刑事诉讼法，是在“文革”的法治废墟上构建的。评价这部法律，须对文革期间我国侦查权的实际运作有所了解。根据彭真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七个法律草案的说明》，该法律具有以下鲜明特色：
（一）强调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彭真之所以首先强调这一点，有其明确的针对性，即1958年“大跃进”以来、特别在文革中出现的侦、控、审高度集权的问题。从历史看，早在1958年“大跃进”中，许多地方开始实行公检法“分片包干”做法，搞“一长代三长”、“一员代三员” （即预审、检察、审判可彼此代行职权）。许多地方的专区、县两级公检法合并为“政法公安部”，检察机关成为公安机关下属的“法制科”、“检察科”。
文革期间，检察机关于1960年、1969年曾两度被撤销，检察权由公安机关行使。1975年1月，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修改通过新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后来更加登峰造极，侦、控、审三权开始集于一身。1967年12月9日，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强调“为了有利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为了有利于今后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改造公安机关”，对公安机关（包括公检法）“应一律实行军管”。此后，检法建制被取消，成为公安机关“军管会”下面的“办案组”、“审批组”。
十年“文革”，全国共判处刑事案件126件，其中反革命案件28万件，普通刑事案件98万件。经复查，反革命案件绝大多数属错案，普通刑事案件10%属错案。而大多数冤假错案是68至72年间由“军管会”判处的。1970年“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反对贪污、盗窃和铺张浪费，实际主要是“一打”。而根据1967年月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公安六条”，现行反革命扩大到“以言治罪”，“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运动中判的错案最多，占10年冤假错案的50%。回来再看上述分权论述，就更加清晰地发现，一旦侦、控、神三权集中于一身，则冤假错案必然盛行，公民的自由和人权无从保障。
第二、强调了侦查、检察、审判三权的专属性。
法律规定：除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依法分别行使侦查、拘留、预审、批准逮捕、检察、提起公诉和审判权以外，其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行使这些权利。与之对应，刑法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它权利，不受任何人、任何机关非法侵犯”。并规定严禁刑讯逼供，严禁聚众“打、砸、抢”（作为一个罪名），严禁非法拘禁，严禁诬告陷害。凡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包括犯人）的，参照他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以刑事处分（反坐）。之所以如此强调，其背景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刑讯逼供、打砸抢，非法拘禁和诬陷、迫害、造成了大批冤案、假案、错案，后果极为严重。因此，在刑法中规定“严禁”这些罪行是符合群众愿望的，也是完全必要的。
文革中，“群众专政、群侦群审”是司法的一大特色。由于“彻底砸烂公检法”，司法机关陷于瘫痪。与此同时，“群众专政”、“群众办案”成为这一时期司法行为的主要特点，1975年宪法更将这种依靠群众办案的做法上升为宪法性规范，规定“检察和审计案件，都必须执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导致文革期间，在“群众专政”、“群众办案”名义下，大搞逼供信，不经法定程序，滥施侦查、控告、审理、判决、监禁和行刑权力的现象俯拾即是，造成了“冤假错案遍地，亿万人民深受其害”。文革后刑事诉讼法的主要立法者，也大都有如此经历，从而使这些法律具有鲜明的针对性。
第三，强调了辩护权。
第四，从诉讼程序方面严防诬告和伪证。
针对文革中多发的诬告、伪证等恶劣现象，除在刑法（草案）中规定了诬陷罪、伪证罪和诽谤罪外，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接受控告、检举时，应当向控告人、检举人说明诬告、捏造证据应负的法律责任，告诉他们不要捏造事实。在询问证人时，要告诉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如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并规定，法院认为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时，可以依法处理。
第五，强调“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刑事诉讼法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这些规定，也有极强大的针对性。文革中，根据“人民”和“敌人”的划分，及专政的理念，一个人一旦被宣布为坏人，便认为对他怎么整都可以，实际上认可和助长了打骂体罚的歪风。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在社会上煽动打砸抢抄抓，又设置了许多的“专案组”对老干部进行残酷迫害。林彪有几句警世“名言”--“好人打坏人，应该；坏人打好人，锻炼；好人打好人，误会；坏人打坏人，活该。”总之，是打人有理，统统该打。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就是残酷迫害老干部的罪魁祸首。他们完全继承了古今中外封建法西斯的审查方式，并且进一步有所“创新”，更上升到“理论上”提出了一整套逼供信的“典型经验”。当时提炼为四句话：（1）“办案要立足于有，着眼于是。” （2）“没有证据怎么办？从犯人嘴里掏！何必舍近求远到处去搞调查？”（3）“棒子底下出材料，后半夜里出战果。要搞得他们唉呀呀，受不了，直至最后缴械投降。”（4）“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这四句话，完整地表述了逼供信错误路线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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