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展望2007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又将何去何从呢？能否在侦查权分配与制约上实现新的突破呢？下面再接着讨论。
四、2007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展望
在研讨中，专家学者提出了大改、中改、小改三套方案。大改是指一步到位，与国际接轨。小改是指就事论事，解决一些突出问题。而中改，则居于二者之间。多数学者认为，大改不可能，小改没有用，中改最适宜。但具体到侦查程序，我则认为，除了大改，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实践中所出现的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等具体问题，在根本上是个权力配置不合理、权力缺乏监督制约的大问题，不进行大的调整，这些问题都无法根本得到解决。
比如超期羁押，在根本上涉及到未决羁押权的配置问题。现行法不合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强制措施与羁押未分离。（二）缺乏司法授权和审查。大家知道，在法治国家，无论大陆或英美，就羁押权而言，因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严重侵犯，均毫无例外地由法官享有，属于“法官保留”的职权。而且，都应对羁押实行强制性地定期审查。但在我国，公安、检察、法院都享有独立的强制措施权及羁押权，三家都可以抓人关人，但没有一家有权让别的机关放人。（三）羁押场所隶属于公安机关，侦羁两权不分，缺乏制约，就难以避免公安机关为侦查方便而超期羁押。所以，在根本上，超期羁押问题仍是个权力配置不合理、侦查体制不合理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不从立法上进行大的改造，而继续单纯依靠行政手段、运动式治理，显然不足以解决问题。
再如，滥用强制措施问题，也是如此，根本上也是个权力配置问题。单纯依靠端正执法思想、加强上下监督，都不足以解决问题。由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拥有全部的强制措施权限（公安机关除逮捕外），就难免出现为服务于侦查、起诉目的而滥用的情形。这种情况在佘祥林一案表现得十分明显，公安机关为了掩盖错误，不惜滥用职权，将为佘祥林作证的佘祥林母亲杨五香关押10个月，致使老人耳聋眼瞎，从看守所出来3个月后很快就去世了。被抓的还有佘祥林的长兄佘锁林（关押41天），作证的村民倪乐平之妻（3个月），目的都是迫使这些人不要再上访和继续作证。这种惨重的教训再次说明，即便是出于公心、出于侦查破案、打击犯罪的目的，但一旦权力不受监督，就必然导致滥权。再如，辩护律师的合法权益问题，由于刑法306条规定了“律师伪证罪”，而该罪名的侦查、起诉又由公安、检察机关负责，这就为侦控机关滥用强制权力对辩方实施打击提供了方面。近年来，不断有辩护律师在办案中，甚至在庭审中被公安抓走的案例。而事后，多半案件以律师无罪告终。可见，如果在刑事诉讼中没有适当的分权，而继续让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侦查、起诉机关拥有全部强制侦查权，仅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没有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也荡然无存。最终，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没有保障。
因而，对侦查权进行分解、分离，形成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格局，已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否则，目前存在的上述种种具体问题，一个也解决不了。因而，在侦查程序改革上，要真想解决问题，我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大改。小改、中改根本解决不了任何一个具体问题，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大改。但从目前的情况，大改目标不一定能够实现，原因是：司法改革的总体进展仍不够，缺乏相应配套条件，如法院的独立性问题，检察机关的宪法地位问题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水平还不高，侦查权仍然是侦查机关最重要的资源，当前较高的破案效率也是靠强大的侦查权来维系的。一旦侦查权力大幅度调整，而侦查机关的能力、水平提高又跟不上，就难免会引起犯罪形势、治安形势的波动。因而，2007年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我的分析，总体上小改，但对侦查程序可以会中改，甚至偏上。可能采取的措施如下：
（一）实行强制侦查令状主义。公安机关继续保留紧急情况下的强制侦查权，但除此之外的强制侦查，特别是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可考虑由检察官签发（而非法官签发）。这样做，是一种进步，但仍有问题，因为检察机关是控诉一方，出于控诉方面，不可能做到完全超然、中立。但问题在于，我国的法院目前阶段同样无法做到超然、中立。此种情况下，先由检察机关过渡，也许是一种相对合理主义的、现实可行的选择。但对检察机关自侦查案件中的强制侦查权，则必须移交法院。否则它就是集侦、控、审三权于一身，按照分权理论，滥权必然不可避免。
（二）引入司法救济。由检察机关审查、签发令状，同样需要法院进行制约。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强制措施不服时，应允许向人民法院起诉，进行司法审查和救济。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准许相对人对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申请司法救济，而强制性、严厉性更大的强制侦查行为却不允许向法院起诉，这在道理上说不通。至于说法院一样不独立，一样做不道超然、中立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司法独立说难不难，关键是看愿不愿意做。在我国目前，已有大量的行政执法部门，如工商、国税、证监会、人民银行、海关都实现了条条管理，独立于地方，法院为什么就不可以？说到底，非不能，乃不为。因为，在政治家眼里，司法的功能除了居中裁决纠纷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实现党的政策、政府的施政目标、经济发展规划而保驾护航，充当工具。这是目前的最大难点。
（三）加强检察对侦查的监督、控制。检警完全一体化在中国不可能，这与我国检察机关在宪法上的特殊地位有关。既然将其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就不可能与侦查机关一体化。因而，可能的路径，是基于起诉权的要求，对侦查进行有限的控制和指导。比如，近年来各地开始推广检察引导侦查取证，走的就是这条路。但从分权制约的角度看，在立案、办案、结案三个环节上，仍应加强检察机关制约，可考虑将部分决定权交给检察机关。在强制措施上，要改变现行做法，公安机关对在释放检察机关批准逮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时，应报检察机关同意。
（四）公安侦羁部门分离。这能否实现，仍有困难。因为在我国，监所是打击犯罪的第二战场，各地10%以上的案件是靠这里来侦破的。一旦分开了，必然导致破案信息大量流失，影响打击犯罪力度。但不分开，就无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特别是无法根本解决刑讯逼供问题。当前，为解决刑讯逼供，各地检察机关推广了录音、录像做法，有人大代表呼吁公安机关也要如此。但这种做法要真正有效，仍需有前提和保障，其中之一就是羁押部门独立。否则，侦查人员在看守所先把人收拾好了，再去录音、录像，或者随意把人提出看守所，到办案单位自己的底下室、小黑屋去审讯、去录像。这可能比没有录音录像更坏，因为犯罪嫌疑人更是百口难辩。
（五）扩大律师介入问题。比如，现在呼声较高的讯问时律师在场问题。实际上，我感觉，也是很难实施。从实际情况看，在我国206个县市是没有律师的，怎么办？而且，律师介入是要花钱的，而大多数犯罪嫌疑人是农民，特别是农民工，他们中间有多少人有钱请得起律师呢？所谓普遍性人权，一旦涉及到花钱，就不可避免变成了富人的特权。另外，在操作上也十分困难，对一个犯罪嫌疑人往往需要十几次讯问，如何保证律师随叫随到。有多少律师吃得消？有多少犯罪嫌疑人付得起这些律师费用？因而，这种制度，在中国，具体作用有多大，我不抱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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