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问题是，法是死的，如何能够治理国家、控制权力呢？这也就是古代儒家的质疑：“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在亡”，“徒法不足以自行”等。应该说，这种质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没有人的作用，单靠法律规则确实无法治理国家、控制权力。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就有了足够的知识来回答这种质疑。因为，现代法治，早已演变为一整套治理国家、规制权力的精密制度和技术。综观西方法治理论，其要素主要有：

　　（一）主权在民。民主解决了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这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现代国家无不确立了人民主权原则，承认国家权力在其本源上来源于人民。我国宪法也是这样规定的。这就导致了一种危险：作为权力所有者的人民和权力实际行使者的官员（公职人员）之间出现了分离，这种分离使权力有可能背离主权者的意志，用于公共利益以外的目的，即为权力异化和腐败。由此，产生了法治的需要，即：人民不可能直接掌握所有国家权力，而必须通过其代理机构--国家机关和官员行使，这就需要法治，人民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为权力行使者设立规范和边界，让它按照主权者规定的轨道运行，避免权力异化和腐败，避免国家权力转化为压迫主权者自身的力量。因而，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在非民主的专制集权社会，“朕即国家”、“国王就是法律”，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出现法治。

　　（二）分权制衡。由于权力本身具有扩张性，而人性中又有恶的一面，权力分立就成为必要。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中提出：“如果同一批人同时拥有制定和执行法律的权力，这就会给人们的弱点以绝大诱惑，使他们动辄要攫取权力，借以使他们自己免于服从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并且在制定和执行法律时，使法律适合于他们自己的私人利益。”（这一点在邮政法中得到体现，如该法规定：公民平信丢失，邮局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收信不出收条，投递不签收，不接受查询，丢失不赔偿。）因而，他提出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他认为，只要上述三项权力中任何两项集中在一个人或同一机构手中，自由便不复存在。如果三种权力竟归而于一，“则一切都完了”。他得出结论，三权分立乃是一切政治自由的保障。“一切权力合而为一，虽然没有专制君主的外观，但人们却时时感到君主专制的存在。”当然，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国家不能照搬“三权分立”制度，但不等于不要分权制衡，实际上邓小平曾反复强调权力不能过于集中。分权是人类政治文明、法治文明的基本经验，是一种控制权力的科学和技术，如同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手段一样，作为配置和控制权力的科学手段，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都可以运用。在司法的层面，侦、控、审三项职权分立，也是法治国家诉讼制度的基本要求，是诉讼法治、侦查法治的基本构造。

　　（三）司法至上。法律至上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但法律自身不足以让自己至上。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树立司法权威（法院的权威），实行司法至上、法官至上。因为，法律本身是有缺陷的，语言的模糊性、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不可避免，法律自身也难免具有冲突，而社会形势复杂多变、具体案件千差万别。因而，对法的理解和适用，就难免千人千面，各不相同，甚至完全冲突。这就需要有一个权威机关解释法律、裁决纠纷。没有这样一个权威，法律就无法发挥出定分止争、解决冲突的作用。

　　从已有的做法看，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有二，一是法治的办法，即在执法机关内部确立一个权威，而无须求助于政治权威，从而实现司法系统封闭式自治。这个权威机关就是法院，因为，在执法者中间，唯有法院具有严格的独立性、中立性、超然性，只有它才能担负起解释法律和裁决纠纷的重任。第二种方法，即让所有执法者平起平坐，没有一个权威，如侦、控、审三家分庭抗礼，谁也管不了谁。这样一旦出现分歧和纠纷，就必须求助于外来力量干涉。比如，求助于政党或其他政治权威。这一办法，就是中国目前的做法，导致司法不足以自治，一旦出现冲突，就必须求助于政治权威--党或政府介入解决，这就是政法委员会协调定案的制度。这种求助于外在权威的做法，就为领导者个人意志、党的政策等法外因素介入并主导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法治因而就难以保障。所以，要实现法治，就必须确立司法至上、法官主治。正如霍布斯亦言：“如果你相信法治，那你只不过是在权力之上设置了一个权力，这就是法官的权力。”当然，法官的权力一样也需要控制和监督，但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它主要靠司法体制、任职制度、程序公开、诉讼民主等加以保障。

　　（四）程序之治。程序对于法治，至关重要。美国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指出：“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姿意的人治之间的区别。”马克斯o韦伯指出：“程序乃法律之心脏”。季卫东教授在《法治秩序的构建》一书中，将程序视为现代制度的基石。他认为，程序一方面可以限制行政官吏的自由裁量权、维持法的稳定性和自我完结性，另一方面却容许选择的自由，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能力。如果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去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则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美国的另一位大法官曾说过：“程序的公平性和稳定性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程序适用公平,不偏不倚,严厉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如果要选择的话,人们宁愿生活在忠实适用我们英美法程序和苏联实体法制度下,而不是由苏联程序所实施的我们的实体法制度下”。可见程序对于法治至关重要。当今世界，程序的精密化、细致化，已成为侦查法治发展的重要特征，甚至在一向不怎么重视成文法的英美国家，这一点也十分明显。

　　上面这些有关法治的制度和技术，为我们解决由“法”到“治”的问题，提供了一套完整方案。这些制度和技术日益发展、完善，才使“法律统治”、“规则之治”的理想变为现实，在现实社会生活得以落实。这就回答了上面提及的儒家的质疑。这一套东西，就是人类的法治文明，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我国要推进法治，当然就必须加以学习和借鉴。侦查法治，不外乎是法治在侦查领域的具体化。因而，上述有关法治的基本制度和要求是完全适用的。当然，上述四项内容，仅仅是法治逻辑的必然推演和基本要求，是理想的状态。但却为我们分析和观察中国法治，提供了分析框架和参照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