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侦查程序及强制措施改革，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重要内容。由此将带来我国侦查制度的重大变革，并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职权、侦查体制和侦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对此，公安机关必须高度关注，提前应对，通过更新执法理念及提高侦查能力，来确保打击犯罪力度不减。
关键词：侦查程序;侦查能力;改革;对策
我国刑事诉讼法曾于1996年作过重大修改，当时的许多改革措施，如调整管辖范围、律师介入侦查、取消收容审查、完善强制措施等，都曾对公安侦查工作产生过深刻影响。新法实施7年后，2003年10月，十届全国人大再次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立法规划，由此开始了新一轮研讨热潮。目前，立法机关正会同法学专家及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新的修正案将于2007年提交全国人大审议。
此次再修改的具体内容, 目前尚在研讨之中。但从立法机关提出的讨论意见及学者们拟制的建议草案看，修法的基本精神十分明确，就是进一步加强权力制约，保障基本人权。由此出发，此次修改的一大重点就是侦查程序和强制措施改革。这将导致我国侦查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对公安机关侦查职权、侦查体制和侦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公安机关必须高度关注、认真研究、提前应对。
一、侦查程序改革的背景
（一）民主法治不断推进。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四中全会提出"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反映出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的重大变化。与之对应，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又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写进宪法，从而将这些主张上升为国家宪法原则。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司法改革蓬勃发展，全社会实行法治的大环境基本形成。
（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受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推进和世界范围人权运动的影响，我国公民的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公众对安全与自由、公正与效率的期望值均有大幅提高，人们不再甘于成为刑事司法程序任意处置的客体与对象。反映在侦查上，就是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公安机关能够迅速、及时破案，还要求公安机关必须公正、文明执法;不仅能够有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还要切实保护人权、兼顾程序正义。这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和执法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只有坚持与时俱进、更新执法理念、公正文明执法，才是出路。如果思想僵化，对社会发展、法治进步的大趋势熟视无睹，就难免会侵犯群众利益、办错案件，从而损害执法形象，引起社会各界对公安机关的不满和指责。
（三）刑事司法趋于国际化。在全球化趋势下，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相互吸收、相互接近，各国刑事司法制度日渐趋同。特别是联合国先后制定通过了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形成了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这些准则，构成了刑事司法最基本的标准，因而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接受和遵循。[1] 近年来，我国也先后加入或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等21个国际人权条约。其中已有20个经过全国人大批准，成为我国法律渊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因而，从未来发展看，我国刑事司法逐步向国际标准靠拢，认同并接受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对强制措施实行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律师自由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允许律师在场等诉讼原则和制度，乃是大势所趋。
二、我国现行侦查程序的主要缺陷
（一）对侦查权监督制约不够。我国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强大的侦查职权，如有权自行决定除逮捕之外的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有权自行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行为。事先不需司法机关批准，事后不受司法机关审查。这种情形，不仅在欧美法治先进国家不可能，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也早已不复存在。如台湾地区，1997、2001年，先后将羁押权、搜查权由检察院收归于法院，使检察机关的强制处分权，仅剩下扣押权一项。[2]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虽然加强了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但对侦查活动如何监督却无实质进展。导致侦查权的行使，更多的是依赖办案机关的自律，缺乏制度性的刚性约束。产生的恶果，就是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滥施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现象屡禁不止，侦查工作备受社会各界质疑和指责。
（二）犯罪嫌疑人权利缺乏保障。侦查机关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有权自主采取各种侦查手段和强制性措施。对此，犯罪嫌疑人只能被动服从和配合，无从申请司法机关介入和提供救济。同时,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享有的诉讼权利十分有限，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负有如实陈述的义务，"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没有沉默权;律师在侦查阶段不享有调查取证权和讯问时的在场权，仅有的会见权也受到种种限制，几乎发挥不了任何实质性作用。因此，我国侦查程序具有单向性、秘密性和封闭性特点，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实际处于类似客体的地位，诉讼权利难以有效保障。这不仅与联合国有关国际条约的要求相距甚远，也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大环境不协调。
（三）侦查程序与庭审程序产生冲突。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做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模式，增强了庭审的对抗性、辩论性。但是，与之密切关联的审判前程序，特别是侦查程序，却依然沿袭纠问式的体制，控辩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这使得侦查程序与庭审程序之间出现严重不协调，从而部分冲击和抵消了庭审制度改革的理想效果。侦查权过于强大而且缺乏控制，辩护权过于弱小，使得庭审中的控辩平等对抗很不现实。而且，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侦查、庭审阶段地位差异甚大，使得许多犯罪嫌疑人一到庭审阶段就纷纷翻供，既削弱了侦查的效果，也给法院裁判出了难题。
(四)特殊侦查手段缺乏立法认可。根据侦查法定原则，只有法律认可的侦查手段、措施，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由此获取的证据材料才具有可采性。但在我国立法上，对侦查实践中广泛运用的一些特殊侦查手段，如电话监听、秘密录像等技侦手段，及诱惑侦查、卧底侦查等秘密侦查措施，均未予以规定。这不仅使它们在法律上"名不正言不顺"，也使由此获取的证据材料难以被法庭采用，从而影响打击犯罪的效果。另外，由于缺乏程序制约，还容易导致这些侦查手段被滥用，侵犯公民权利，滋生腐败现象。
三、侦查程序改革涉及的主要内容
（一）建立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司法救济制度。由法院作为中立者介入侦查，对人身、财产强制措施及其他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批准，是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也是我国侦查程序改革的理想目标。但在目前，考虑到我国的宪法体制和具体国情，多数学者建议，可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由其对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批准。同时，为保证侦查效率，仍需保留侦查机关在紧急情况下自行采取有关措施的权力，如对现行犯和重大嫌疑人员，警方可自行决定将其滞留盘查至48小时，之后如需逮捕、羁押，则必须报请检察机关批准。另外，为强化司法救济，应允许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就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仍不服的，应准许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维持或者撤销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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