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滥用强制措施，在根本上也是个权力配置不当的问题。由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拥有全部强制侦查权（公安机关逮捕除外），就难以避免侦控机关为方便侦查、起诉，而滥用强制措施，甚至用以打击证人、辩护人。如在佘祥林案中，公安机关为掩盖侦查错误，不惜对为佘祥林申诉、作证的佘祥林母亲杨五香（关押10个月）、长兄佘锁林（关押41天），及村民聂麦清（关押3个月）采取强制措施，以迫使他们不再上访和作证。另外，一些侦查机关动辄利用刑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对辩护律师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致使许多无辜律师出了法庭就进看守所。而事实证明，大多数被追究的律师最后均被宣告无罪。可见，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则不仅无以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连证人、辩护人权益一样岌岌可危。
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从制度上入手，对我国强制侦查权进行重构，通过强化分权制衡，来切实保障公民权利。主要措施包括：
（一）分解强制侦查权，实行令状主义。在法治国家，强制侦查裁决权、羁押权，因其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严重侵犯，均属“法官保留”职权。[2](P227)侦查机关作为行政机关，仅保留申请权、执行权，及紧急情况下的强制权。在我国，可考虑设立侦查法官制度，由法官行使强制侦查的裁决权。同时，为加强检察对侦查的控制，可将强制侦查的申请权授予检察机关，而公安机关仅保留执行权及紧急情况下的强制权。
（二）强化司法审查、救济。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强制侦查措施不服时，应允许向人民法院起诉，由法院进行审查和救济。根据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公民对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均可申请司法审查、救济，而对更为严厉的强制侦查措施却不允许起诉，这在理论上说不通。至于实践中存在的法院不独立、不中立问题，则可通过司法体制改革予以解决。实践中，已有大量行政执法部门，如国税、证券监管、人民银行、海关、省级以下工商部门等，实现了人、财、物“条条”管理，独立于地方党委、政府，作为司法机关的人民法院更应如此。
（三）密切检警关系，加强检察监督。基于侦查权、起诉权的内在一致性，应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控制和指导。近年来，各地尝试开展了检察引导侦查取证制度，收到良好效果。但从分权制约看，在立案、办案、结案等环节上，仍应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权的监督制约，把部分决定权赋予检察机关。同时，应将强制侦查措施的申请权交由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在释放已被逮捕、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时，亦应报请检察机关批准。
（四）羁押部门与公安机关分离。可考虑将羁押部门从公安机关分离，和监狱、劳教所一样，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以强化监督，保障被羁押人权益。近来，为遏制刑讯逼供，许多专家呼吁实行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全国检察机关亦于去年开始推广这种做法。但如果羁押部门仍隶属公安机关，这种做法的效果就必然大打折扣。因为，在看守所的密切配合下，侦查人员完全拥有先刑讯、再录音录像的便利条件，或者可以随意把犯罪嫌疑人提到看守所之外去审讯并录音、录像。如果这样，则录音、录像的真实性、公正性必然令人质疑，犯罪嫌疑人的待遇，可能比没有录音、录像更坏。
三、规则与裁量
法治的本意是“规则之治”，即国家权力的行使必须遵循事先制定和公布的明确规则进行[8]，以防止权力恣意行使，从而保障公民自由。因而，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即建立严密而完备的法律规则。刑事诉讼法作为办理刑事案件的操作规程，理应明确、具体、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综观法治国家，其刑事诉讼法条文一般都有数百条，通常比刑法条文多得多。如法国刑事诉讼法条文多达803条，日本刑事诉讼法506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746条，德国刑事诉讼法477条。[9]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只有164条，1996年修改增加到225条。但与上述国家相比，条文仍失之于粗略。许多方面，仅有授权性或禁止性规范，却缺乏具体的实施性规则，无法落实。为解决这一问题，公检法三机关出台了大量司法解释和内部规定，加起来有1100多条，比刑事诉讼法多出四倍。虽然解决了操作性问题，但也产生了诸多副作用，许多解释和规定超出了立法原意，相互之间也多有冲突，不仅架空了现行法律，而且导致了执法实践的混乱。因而，为推进法治，首先必须完善立法，使法律规则更加趋于精密、明确和可操作。
但是，不管规则如何详备，也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疏漏、模糊之处总是在所难免。因为，受人类自身认识能力的限制，任何立法都不可能包罗万象并预知一切未来情况，“法律只能制定一些通则，不能完备无遗，不能规定一切细节，把所有的问题都包括进去。”[10]而且，法律用语难免具有一定模糊性。人们“不可能用没有任何歧意的措词”[11]来制定规则，因为“世界上的事物比用来描述它的词语要多得多”[12]，“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曾经是，现在是，而且将永远是含混的和有变化的”[13]。这就决定了在任何执法和司法活动中，裁量都不可避免存在。
在侦查活动中，裁量不仅存在，而且相当广泛。这与侦查的特点有关。与普通执法活动或司法活动不同，侦查往往具有活力对抗、情势多变、变动不居的特点，需要侦查人员在遵循规则的同时，更要充分发挥自身聪明才智、随机应变、因势制宜，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可以好不夸张地说：刑事侦查学是一门科学，而且在实际运用中又是一种职业技巧，是一种特殊的、每一个侦查员和公安战士必须掌握的艺术。”[14]不管是科学或艺术，侦查活动都不太容易接受严格规则的束缚，而不得不留给侦查人员以较大的裁量自由。否则，侦查人员就无法应对瞬息万变的侦查情势，就不可能完成查明案情、缉拿嫌犯、收集证据的艰难任务。因而，侦查裁量必然相当宽泛。
裁量的广泛存在，就给侦查法治造成了困难。在严格法治主义看来，一切执法活动都应依法进行，裁量是不能容忍的。如严格法治主义的代表人物戴雪（A.V.Dicey）认为，法治意味着“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特权或政府所拥有的广泛自由裁量权。”[15]在美国司法部的大理石门墙上镶刻着这样一句格言：“法律终止之处，即暴政发轫之地（Where law ends tyranny begins.）。”[16]在他们看来，裁量与法治背道而驰。但事实上，裁量在任何执法、司法活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现代法治理论已认同并接受这一点。“法治所要求的并不是消除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而是法律应当能够控制它的行使”，或者说，“问题不是怎么样消灭或者减少裁量，而是怎么样控制它以避免出现不公平的、无端的、歧视性的或者压迫性的（裁量）。”[17]鉴于侦查裁量广泛存在，而且事关公民基本权利，因而，如何控制裁量权，就成为侦查法治的核心命题。
从西方法治国家的经验看，对侦查裁量的控制，主要依靠比例原则、正当程序、司法控制和加强内控来进行。比例原则，即不论是强制侦查，还是任意侦查，都必须与案件的情况相适应，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18]正当程序，即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程序，减少裁量的恣意与专横。司法控制，即通过检警一体、令状主义和司法审查、救济，进行动态控制。加强内控，即侦查机关通过自行制定、发布内部规章、执法手册、指南等，来加强自我控制及内部监督。在我国，由于立法上并没有确立比例原则，检察机关没有侦查指挥权，法院亦不介入侦查活动，因而对侦查裁量的控制，主要靠侦查机关自律。而实践已经证明，过分依赖侦查机关自律，不足以解决侦查滥权问题，强化司法控制、程序控制才是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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