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警察与民众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这种做法并不值得借鉴，但却一定程度上说明警察的职业具有特殊功能定位，要求刑事警察也“微笑服务”显然是荒唐可笑的，在保障人权方面不能过极。侦查不能从以往对侦查之“真”的过分追求发展到追求侦查之“善”的另一个极端。
现实是在强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的同时，警察的权益却受到严重的忽视。警力配置不足，工作强度过大，过早死、非正常死亡高发，这些基础性的“人”的问题不能解决，只从科技上强警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另一方面，警察形象丑陋化、妖魔化现象也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从兰州击毙讨债人案中警察采用武力处置不当招致的非议，佘祥林案中被害人“死而复生”引发人们对刑讯逼供等问题的热烈讨论，再到太原警察打北京警察事件中人们的冷眼旁观，媒体的曝光一方面增强了人们的人权保障意识，有效监督了侦查工作的有序进行，但另一方面却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被极端化到警察妖魔化的程度，这导致民众对警察的不认同感。得不到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公安工作就失去了群众基础，这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样的现实环境中，刑事诉讼法的制度设计更要充分考虑现实的可行性。
（二）对侦查效率的宽容——正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
在美国辛普森案件的审理中，主审法官休庭时说：“连上帝都看到了辛普森手上的鲜血，但法律没有看到。”暂且不论实体正议与程序正义的问题，就侦查而言，有多少是上帝看到的但人们却蒙在鼓里，犯罪人可以选择几百条道路逃跑，然而侦查人员却只能选择犯罪人逃跑的那一条路追踪，侦查的难度不言而喻。
人们承认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然而对于侦查人员却有着异常的高要求。以至于存在“侦查绝对性”的论点，发案率与破案率视为衡量警察工作的好坏、效益高低的唯一尺度，对于未能侦破的案件当然地归咎于侦查人员。单纯追求破案率对侦查是非常不利的，一是无法客观认识侦查有利和不利的主客观条件和因素，实事求是地设计侦查的手段、方法和程序，同时也容易导致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的产生。虽然对命案必破的争论议渐进平息，而且也基本达成共识，命案必破提出的初衷只是一种理想性的口号，但从实际的操作以及人们的预期值来看，对于命案必破的争论并非只是文字上的游戏，对案件的破案率的态度也反映出对侦查功能定位的误解。人们明白医生的存在并不能避免疾病，但对待侦查却有不同的预期值。
四、理论对实践的背叛
（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集中体现在侦查界研究群体内部的关系问题上。侦查学与其他法学科相比更具实践性，正是由于这种实践性却导致了理论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之间的鸿沟，从事侦查学理论研究的，绝大部分是政法、公安、检察院校的教师，理论水平较高但接触实践机会较少，较难直接把握侦查实践的动态，有时难免纸上谈兵。而实际工作部门的侦查人员和调研人员工作任务繁重，很难抽出时间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重视侦查学理论。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侦查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导致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两种现状：一种情况下侦查学纯粹的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研究也都是空对空的内容，对实践无益；另一种情况，则过分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对任何理论的价值评价都是以直接的实践效果为准，理论研究仅仅是为了服务实践，“破案是检验侦查理论的唯一标准”，使得理论研究也仅停留在工作的层面。
（二）理论有什么用？
理论有什么用的疑问在侦查中是普遍的，那么理论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理论本身是一种知识。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让全世界人们懂得了人是生来平等。进行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本身就是生产知识、创造知识，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立，都是人类知识的增加。12
其次，理论是改造实践的指南。人类改造自然、创造世界的活动从自在到自为的升华，就在于有了理论的武装。没有理论的指导，实践会成为没有方向没有工具的蛮干，没有实践的支撑，理论研究就是建构在沙漠的大厦。但从哲学等理论指导实践的方式来看，理论机械的一对一立竿见影的指导是不现实的，更是不科学的。正如人的思维方式对人的行为会起到决定性作用一样。理论可以从较高层面帮助侦查人员形成科学的思维与科学观，给侦查人员提供系统论等科学的方法、手段。
但也要认识到理论不是万能的，不能过于盲目追逐，实践中存在盲目相信理论的误区是不可取的，任何事情一旦绝对就是错误。侦查中的规律是一般性的，并不排除个性情况的发生，而且理论研究的科学性也是一个过程，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形成初期可能并不是科学的。同时，侦查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望一两个理论就能破案是不现实也不客观的。
（三）理论对实践的背叛
在理论研究的价值中，指导实践是最低层面的价值。理论之所以称之为理论，往往因为理论具有超前性，而侦查学的理论研究现状却并非如此，侦查学的理论研究或者与实践同步，或者滞后于实践，滞后的理论只能是经验的总结，而非理论。理论的特性在于创新，但实践却不同，因此才会有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才会有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拉动。理论并非总能与实践相对应，有些理论是无法付诸实践的，或者说他的实践性是不可视的，在许多时候，理论是超越于社会实践的，人们如果仅仅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标准去要求理论、衡量理论的价值，就无疑会扼杀人类无限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消灭理论的思想性和智慧。
长期以来侦查学理论的研究总是不能脱离实践的束缚，从而无法在较高层面进行理性研究，因此发展并不尽人意。因此，对侦查学理论应放开指导实践的束缚，一定程度上进行理论的独立研究，实际上，许多实践问题必须在基础理论中才能寻找到答案，特别是侦查学的基础理论问题的研究，直接关系到侦查学的发展动力与方向，是非常迫切的。
在理论的应用上，只有理论研究者与实务工作者实现真正的沟通和融合，才是真正做到双赢的选择。重新审视并梳理侦查学的这些观念性问题，才能有针对性地发展侦查学的理论研究，从侦查学研究的困境中走出。
① [苏] 拉·别尔金著，李瑞勤译：《侦查学随笔》，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
② 参见王传道著：《侦查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130页。
③ 杨宗辉、王均平编著：《侦查学》，群众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④ 郝宏奎：“侦查与侦查学若干基本问题探讨”，载《侦查学论坛（第二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⑤ 赵国玲著：《刑事法学三论》，警官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00页。
⑥ 这里不想进行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的区分，哲学中客观真实永远存在于过去，而人类回溯性认识到的永远不是客观真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争论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是无意义的。
⑦ 李振宇著：《边缘法学探索》，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⑧ 近年来“侦查论坛”、“公安学论丛”等学术交流逐渐发展起来，促进了侦查学的发展。
⑨ [美] 道格拉斯·G·拜尔、罗伯特·H·格特纳著，严旭阳译：《法律的博弈分析》，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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