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访问学者时，感觉别人对我们不理解。当时，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教育参赞问我说：你们公安部派你来做什么？我就给他进行了解释。这时，在美国时发现了一起中国人死亡案件，中国怀疑美国人是不是故意把鉴定搞错了，大使馆把材料送给我看。通过这件事，宣传了我们自己，宣传技术。回国后，我一直搞毒化实验，从科室主任做起，一直做到副所长，所长。我的历史并不复杂，但是，我的对检验体会比较深。

　　（二）做好人是做好学问的前提

　　如何做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培养高尚品德的问题。我们常常讲政治，那么什么是政治？钟南山说：对我们科研人员来说，什么是政治？把病人治好就政治。学生把学习学好，就是讲政治。有些人是为别人创造财富，有些人是占有别人财富，就这是不同品德在做人上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接触到的有些人确实不怎么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德，做任何事情要凭自己的良心。在文革中，有一个老干部被打倒了，分配给他的任务是打扫厕所。我清晨起来主动地帮助他打扫，当时那位老同志并不知道是我做的。后来，那位老局长就想知道是谁在暗中帮助他，有一天他来得特别早，发现是我，我们仅是相对一笑。文革以后，他的女儿就写了一本书，特别提到我是如何帮助他爸爸的，但对我来说那仅仅是凭良心而为的一件小事。做事情一定凭良心，做人要有良心，没有良心就办不了事情，我的一个思想就是做人要有良心。

　　关于选择专业的问题，我们以前是组织分配。我高中毕业以后，我爷爷（或是父亲，没有听清楚）不让学医，理由是我们家祖辈都从医的，都是单传，从医会失德，不好。其次，不让我学财经，他的理由是：常在河边走，那能不湿脚。所以，我当时选择专业不是我最感兴趣的专业。后来，我对选择的专业是慢慢地感兴趣了，我认为你们应该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专业。社会上有三百六十行，你选择那一行？总之，你必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一行。如果你自身条件好，就可以选择好的专业。如果你自身条件不行，人家可能不想要你。就是你说，如果你条件不好，是专业选择你；你条件好，是你选择专业，我的意思就是要你们把专业学好，把自己的条件准备好。

　　机遇的问题。从我来说，机遇是与条件同等重要。如果你条件不好，机遇来时你也抓不住。八十年，到国外是要考英语。我那时在大学是学英文和俄语，英语水平一般。到研究机构后，发现英语材料特别多，就拼命地学英。在文革时间，我蒙起头来学习，当时不敢明目张胆地学英文，就买点毛主席语录来学习英语。到了八十年代，国家委派学者出国，要考外语，我就敢去考英语。

　　我主张去国外，去开开眼界，至少外语水平能有很大提高。你与外国人交流，中间加个翻译，就会觉得不亲切。我的孩子选择是医科大学，毕业后到了一家公司。我对他说你出国也可以，后来，他选择不出国，他认为在国内发展还可以。我的意思是到国外停留一年两年还可以，但从长远来说，还是在国内发展好。

　　我们需要有经济头脑的科学家，我觉得大家如果去经商，不一定做不好，也能挣钱。关于做官，中国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我在“二所”当所长，级别相当于正厅级。但地方接待时，就不如公安部的一个处长规格高。有一个和尚在火车说自己是处级和尚，这说明中国的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做官是一种特殊学问，从统计看，管理人员创造财富相当于科研人员七倍。我的意思是对做官不要刻意追求，但遇到也要去做。碰到机会也要做官，这也是体现你的人身价值。

　　

　　（同学们在认真听讲）

　　做基层法医，要做全面检验。从美国对尸体的检验看，他们是先做个体解剖，然后做全面解剖，解剖记录是不能更改，他们是按程序检验。如果是全部解剖以后，以后需要其它部分记录时，就可以拿出解剖记录看。做尸体解剖时，一定要全面、细致。我主张刚入校的学生，学习面要宽一点。任何时候，都要把外语学好，把计算机学好，学会上网，利用网上资料。

　　（注：刘耀是目前公安系统内唯一的院士；整理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李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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