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昌发言：我觉得律师在审判前程序中的身份问题必须解决。审判前程序律师的调查权非常重要，有时律师可以进行消极辩护。但更多时候，律师是需要调查。如果律师没有调查权就会影响到犯罪嫌疑人利益的保护，目前，侦查阶段是不允许律师进行调查。前年，我在北京办了一个案件，它涉及到大量的调查。一个犯罪嫌疑人涉嫌贪污公款，有多少钱进入他手是事实，但并不能证明他化了这些钱。像这类案件的调查，为了保住自己不出问题，我们都是三个、四个律师进行调查。在这个案件中，我就差一点就被牵扯进去了。检察员把我们调查的过证人又重新调查一遍。我做了十来项调查，被称为律师调查最多案件。律师不调查对律师是有好处的，但权利受损害是被告人。律师调查现在基本上成了禁区了。在一起故意杀人案件中，律师收集到一个櫈子，进行了有力的辩护，最后犯罪嫌疑人因此被判处轻刑，这说明律师在调查证的重要性。律师介入侦查能指导犯罪嫌疑人正确对待侦查，但这一做法被人误解，被指为诱使犯罪嫌疑人作伪证。我始终坚持律师不能颠倒黑白，律师可以指导犯罪嫌疑人正确认罪。律师介入侦查，可以保证侦查的质量。因为律师找不到要害东西，导致控辩双方对抗没有效果。
许鹤喃发言：我对律师的研究主要是从功能性的角度出发，审判前程序主要是指起诉前的一些程序。我觉得中国的诉讼构造与英美的诉讼构造不一样，我们的表述可能是不一样的。审前程序对我们更具有参考性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借鉴一下未尝不可。我们基本上没有一个新的体例，我们是立足于现代刑事诉讼进行研究的。我们是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方式，结合许多检察机关的同志参加我们的研究。我们主要工作成果是做了一个研究综述，做了一些实地的调研，到了江西，河南等四个省，对一些律师和看守所的人员做了一些问卷调查。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律师在审判的作用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感觉到律师在审判前的作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法律执行不好，现有的法律规定不好导致法律执行不好。律师的执业还存在不规范，现有的一些诉讼制度的不合理，律师会见基本上还是是监视下的会见，调查取证能力欠缺。我们调研工作，检察人员对现有的刑事诉讼改革的态度不太积极，比较保守。从作用看，律师在实体上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是有限的。律师在辩护时能抓住程序性的问题也是比较少的。我们的立法建议有两类：一类是把刑事诉讼11条修改，进行整合，对辩护人资格做排除性规定。其次，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能随时请律师。对犯罪嫌疑人什么时候进行书面告知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意识是非常差，检察机关要把告知的内容记录下来。
浙江温州检察院孔璋发言：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都属于诉讼程序，审前程序与审判程序的诉讼形态与结构都是不一样的。审前程序一般来说，应该以法院为中心的监督机制，另一种是以检察监督为中心的审前程序。我是同意后一种观点。程序性的辩护与程序性的监督存在互动的关系，律师的作用与检察官作用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程序性监督与程序辩护可以构建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对程序性监督在构建司法审查的方面要把它的内涵，程序监督与程序制裁的区别与联系；程序监督与程序性辩护互动的关系。程序性监督要把握好几个原则：程序性应该把握主动纠正的问题；我认为对程序监督不宜提倡自由裁量的问题。研究程序性监督问题就是解决检察官追诉角色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检察机关在思考检察一体制时，检察从职能来说是独立的，作为检察组织来讲是一体的，如果这一点处理得好，可以对我国检察制度的建立有所帮助的。
司法部陈雄飞：辩护人地位的问题，律师作为辩护人地位问题。现在我们只停留地告知方面，但告知当事人没有什么意义。当事人在不懂法律的情况下，他的回答会给自己带来不利的处境。实践中，司法机关不愿意把有关司法文书送给律师。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我都遇到检察机关没有把司法文书送给律师。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次数，手段，每个地方都不同。不少地位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设置障碍。不少地方律师不敢取证，在山东某地有五位律师因为调查取证问题被采取强制措施，尽管后来他们都被释放了。证据调取问题，但不少司法机关写得都是比较抽象。对于律师提出取保候审时，因为是法律已经规定逮捕条件：不能取保候审才逮捕的，所以，律师申请取保候审势必不会得到同意。在开庭之前尽可能移送全部案件。立功的问题，尽管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提供材料，但没有记录，如果你要检举的话，最好有律师在场。
北京检察院庄伟发言：2003年我们受理件职务犯罪案件，有46%的案件聘请了律师，到2006年就有62%的人聘请律师。律师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大，现在律师采取程序辩护的比较多，实体辩护比较少。律师的意见被采纳比较少，只占到5%。由于我们一些观念上的问题，造成取保候审很少被批准，加之，调查取证的困难。律师只听被告人的一面之词，很难找到切入点。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较抽象，操作起来比较难。许多律师认为辩护主要是发生在法庭上，审前仅仅是在为辩护起辅助作用。要细化一些原则的规则。检察机关作为控方已经注意到律师的作用，我们也在一直探索依法保障辩护人的辩护作用。
王兆锋发言：辩护权涉及到许多权利平衡的问题，辩护权涉及诉讼制度的调整，难度很大。把一些现有制度框架下的法律细化，通过外化和细化上。能否把不合理的限制规定去掉。在权力配置上，控辩双方力量悬殊，难以发挥对抗作用。律师要会见证人时，法律设置了许多限制。那么控方去会见辩护方证人时，是否也有这样的限制？在修改刑事诉讼时，能否多给律师的一些权力。在构建审判前程序的时，立足于审判程序，审判程序暴露出现的一些问题，律师在审前不能充分地行使调查权。如果对证人取证时能够放开手脚，就会大有作为。做刑事辩护律师比较困难，在考虑律师作用时，一些制度非常好。我们执行这样制度时，有多少的可行性。我们要考虑检察人员办理刑事的办案水平。
南京王珍祥发言：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与我们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初衷差距较大，与修改刑事诉讼之前相比没有多大的进步。防止错案主要是加强对侦查的监督，我们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的监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检察机关作为监督部门与律师之间应该有新的结合点。我们应该加强对律师侦查的合作。侦查监督阶段。要打破侦查部门权利过大、过于封闭。律师手介入可以使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把律师的作用扩大也是检察机关加强监督的一个平台，不加大律师的作用，难以提高办案力量。
张建伟发言：在刑事诉讼中，律师必须是自己想赢，也要尊重对方。我们应该选择一个视角来思考律师的作用？如何防止错案。我们现在的诉讼是不平衡，要想维持中国的司法的公正，就要考虑平衡问题。我们司法改革的一个障碍就是人的素质存在障碍，许多法院建筑都是非常漂亮，司法部门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看待律师的作用。
周伟发言：当法官、检察官、律师都在研究其它角色的作用时，我们法治就进步了。审前程序的问题，国内最初仅是把英美法系的一个单词翻译而已。审前不仅仅包括起诉之前，而且包括警察的调查阶段的程序。在英美律师国家，律师的作用更大一些，特别是政治方面，律师的作用更大。英美法系的法律人包括法官与检察官，律师，他们属于一个职业共同体，这样律师的作用就有利于发挥。在刑事司法中，作为主要的执法者和辅助者，这样的问题就容易解决。律师要发挥作用，法律界的职业界必须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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