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意义的价值也是本文认为值得提及的，从刑罚的角度看，这样的程序设计改变了刑罚的方式、控制犯罪的方式。它可以“过程地控制犯罪”，即通过协商、交易，以被告人的同意为运作前提，在司法过程中就让犯罪人接受了制裁，这有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这也印证了“司法交易也是一种刑罚”的观点。③由当事人的协商替代常规诉讼程序在实现刑罚目的方面的独特性，有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了，比如Christine Harrington极力主张替代措施运动，他认为，法庭在复杂的争端之中不能有效地表达社会的需求，因为这样的争端要求更为灵活的协商程序，当事人在该协商程序中可以更为直接的参与裁决制作过程。④所以，这不仅是简单的刑罚方式的变化，更是刑罚理念的革新。以被告人向被害人赔偿、道歉为前提，实现了“刑罚的过程化”，诉讼程序因之具有了犯罪治理的功能。
从程序的角度看，犯罪治理思想注入诉讼程序，不仅改变了诉讼程序与犯罪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司法裁决的制作过程。即使在以保障人权为主旨的现代社会，对犯罪的改造、教育等方面的“治理”也是任何一国诉讼程序所不能放弃的任务，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刑事诉讼程序是社会尽力避免血亲复仇的一种努力，同时也是社会对犯罪的组织性反映，犯罪的类型与行为模式是程序选择的前提。①但在常规诉讼程序的结构中，对犯罪的治理主要凭借执行阶段刑罚的执行来实现，是一种“事后处理模式”。正因如此，有人称刑事诉讼程序是一种回溯性的过程，是从法律上考察过去发生的事件的存在和性质，通过诉讼程序发现这些事实符合刑法典的某一抽象规定。②与之不同，暂缓起诉等诉讼模式对犯罪则持有“前瞻性的态度”，不是简单地通过程序实现实体惩戒，而是结合被追诉人的悔罪态度、犯罪事件的具体情形，创造性地把不限于刑罚的惩戒措施运用到诉讼程序之中。至此，诉讼程序本身而不仅仅是刑罚的执行阶段便具有了犯罪对策的品格。
进一步比较，常规诉讼程序是以秉承法律裁决为中心的、法律自治下的制作过程。围绕犯罪治理的诉讼程序则内含一种互惠机制，或者在公诉机关与被追诉人之间展开，或者还有被害人加入其中，裁决结果向“双赢”靠拢；不仅如此，它对犯罪的处理是公权力对策与私权力对策相结合的方式，打破了司法程序与社会机构之间的人为壁垒，在控制犯罪方面实现了司法与非司法处理的结合，最终的司法裁决也不是纯粹司法意义的，相应地，对犯罪的控制也不仅仅是法律层面的。
李斯特曾指出，刑事司法与刑罚执行的固定的有机联系，是所有刑事政策富有成效的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③诉讼程序中贯彻犯罪治理的思想则深化了李氏的理论命题：诉讼程序与犯罪治理之间也应建立有机的联系，这是当今世界对犯罪控制必备的程序战略。
四、结语：名分并不重要
本文从刑事政策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目的“二元论”结构的缺陷，但并主张在原有诉讼目的之上如同数字加减法一样地附上“犯罪治理”的目标，这可能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笔者更愿意倡导在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张力结构中，注入一种新的司法理念，在某些诉讼程序中应该超越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二元论，以恢复社会和谐为旨归的犯罪治理思想为指针，进一步整合诉讼目标，使诉讼目的更加合理化，进而增强诉讼程序在保障法和平性方面的功能。但这种整合的名分并不重要，④重要的是该理念是否有所体现，申言之，犯罪治理作为一种理念是否现实地灌输于某些诉讼程序之中。我国司法实践中自发生成的暂缓起诉、暂缓判决制度表明，这种对刑事诉讼目的“二元论”的超越与整合已经“粮草先行”。
当然，犯罪治理的理念注入诉讼程序并非只有前述的现实意义、制度价值与理论创新，“福兮，祸之所伏”，我们对其所带来的可能的制度性隐患应有所警醒。实体方面的风险在于，它不仅可能违背罪责相称原则，而且可能降低刑罚的威慑功能，纵容机会主义者，尤其是用补偿代替刑罚。有论者指出，只要仅仅用损害赔偿替代刑罚，可能每一个人均会感受到去实施犯罪行为的鼓励，因为他唯一的危险性在于，其犯罪行为被发现的情况下，只须将其非法获得的利益再交还出去即可。⑤程序方面的风险在于，尤其是刑事制裁权分散到侦查机关与检察机关，可能出现以“犯罪治理”的名义滥用程序权力的现象。
这都需要建立不可或缺的底线。比如，针对可能的实体风险，罪责原则不可放弃，刑罚必须以罪责为先决条件，因为刑法不能随随便便地等同于社会帮助法。①不仅如此，如果失去责任原则，法官也将迷失作为社会伦理非难的刑罚的方向。②其次，刑事制裁要与罪责相适应，这要求罪责抵偿方面遵循“相称原则”。这可以从德国刑诉法典第153条a的规定中获得启示与灵感：检察官提出的要求必须适合消除追究责任的公共利益，并且责任程度与此相称为限。③针对可能的程序风险，无论怎样的替代性措施都要坚持无罪推定原则，因为这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石；其次对案件的适用范围予以限制，法院对此也要承担必要的审查义务，如此可以降低程序风险。
由于诉讼目的本身的复杂性，相关的讨论有时会自陷僵局，④个中原因或许在于，论者对诉讼目的的功用存在不恰当的期待。因袭成文法的传统，我国学界比较看重刑事诉讼目的的设定，认为它不仅直接影响到程序制度的设计，而且从根本上决定着诉讼的宏观方向。其实，该思路有一个隐含的前提--设计出目的然后以此为指针规划程序，这种“家长制”的作法难免遭遇实践的反弹。在成文法国家，实然的诉讼进程往往不断修正既定的诉讼目的，所以，单纯依靠法典来规定目的并不能起到真正的作用，引入必要的判例制度也许是一个必要的弥补。另外，合理的刑事诉讼目的体系应当保持适当的张力。相应地，在讨论刑事诉讼目的的应然状态时应考虑更广泛的因素，比如，法律程序是否真是对付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的正确手段？⑤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讲师、法学博士。）
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 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01页。
[日]森本益之等著《刑事政策学》，戴波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① 参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6条、第288条与第289条的规定。
② 参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87条、第306条的规定。
③ 这是现代刑事政策研究方面的一个重大成，参见（德）弗兰茨·冯·李斯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④ 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著《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913页。
⑤ 相应的思想参见[日]森本益之等著《刑事政策学》，戴波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页。
①虽然我国的诉讼程序中，或多或少也体现了犯罪对策的思想，比如“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法院对“态度证据”的认可等等，但都是一些不成文的隐形规则。也有学者指出，刑事诉讼程序本身就具有控制犯罪的功能，这集中在破案（拘捕）率及定罪率方面，如果案发后能够迅速破案或拘捕，就可以较为有效地抑制同类犯罪地发生。参见宋英辉著《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92－102页。其实，通过破案（拘捕）率及定罪率威慑潜在的犯罪行为，不过是诉讼进程的附带结果，并非为了治理犯罪之目的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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