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国侦查程序规则的完善
规则是法的“细胞”，侦查的理念、原则要通过规则来贯彻、体现，侦查程序构造也要由规则来构建。因而，侦查程序之健全，首务在于程序规则之完善。针对我国侦查程序规则存在的问题，今后应重点完善以下方面：
（一）进一步细化规则，增强可操作性
为健全侦查法治，必须完善刑事诉讼立法，使侦查程序规则更加趋于精密、明确和可操作。首先，在立法用语上应尽量准确、严谨、清晰，避免因用语模糊而产生歧义;其次，要大量增加实施性规则。为此，应大量扩充我国刑事诉讼法条文数量，将公、检、法三机关已出台的、在实践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实施性规则，尽量纳入立法规定。使我国刑事诉讼法条文在数量上至少翻一番，达到400条以上。
（二）协调规则冲突，统一规则体系
有关侦查程序的法律体系，在渊源上，由宪法、法律、司法解释、行政规章等共同组成;在部门法上，则由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国家安全法等共同构成。作为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系，首先，所有规则均应以宪法为根本指针，不能违反宪法规则;其次，下位法不能违背上位法规定，如司法解释、行政规章就不能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三是同一位阶的规则之间，亦应尽量避免冲突，一旦出现冲突应按照《立法法》规定的审查机制加以纠正。针对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动辄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建立相应的审查纠正机制，由全国人民常委会切实履行其法律监督权，对违反宪法及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关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和纠正。
（三）科学立法，避免不切实际的立法
对于违背侦查实践规律、不具有可行性的程序规则，应作出相应修改。比如拘留问题，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在拘留人的时候，必须出示拘留证”。但事实上，拘留作为一种紧急性强制措施，其基本功能在于制止正在发生的犯罪，并强制犯罪嫌疑人到案，通常情况下，实施拘留根本来不及办理证件，上述规定显然不符合实际需要。对此，公安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作了调整，允许在紧急情况下“将犯罪嫌疑人带至公安机关后立即办理法律手续。”这实际上肯定了“无证拘留”，比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更合理、科学。因而，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确立“无证拘留”制度。[19]
再如侦查讯问中的“威胁、引诱、欺骗”问题，应改变目前这种不加区分、一律禁止的简单做法。从各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实践看，对“威胁、引诱、欺骗”的侦查讯问手段基本上都具有一定的容忍度，即并非完全禁止。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规定：“禁止以刑事诉讼法的不准许的措施相威胁，禁止以法律没有没有规定的利益相许诺。”这表明，德国刑事诉讼法允许以刑事诉讼法准许的措施相威胁，以法律规定的利益相允诺，只有超过了法律界限的威胁和允诺，才为法律所禁止。[20] 在英、美，也并未全面禁止“威胁、引诱、欺骗”，只是在上述手段侵犯到嫌犯供述的自愿性时，才构成非法。
在修改我国刑事诉讼立法时，可仿效德国做法，将现行规定修改为：“严禁刑讯逼供和以法律不允许的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同时，对何为“非法方法”，应作进一步列举式规定，使之更加明确、具体。
（四）完备规则结构
一是要大量增加实施性规则，使程序规则更具有明确性、可操作性。比如，关于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规定，如欲切实贯彻落实，就必须增加相应的实施性规则。该实施性规则的内容应包括：（1）律师的申请权，即他在提供法律帮助时，应当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2）主管机关的裁决权，律师的申请符合法定要求，主管机关应予许可;（3）律师提出申请，应当提出书面证明，即其执业证书和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书;（4）律师的救济权，如果申请被驳回，有权向上一级机构申请救济等。 [21]
二是完备制裁要件，明确违法侦查的法律后果。如关于严禁刑讯逼供的规定，要真正落到实处，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就必须明确对违法侦查行为的制裁措施，如实行非法证据排除、确认诉讼行为无效等。我国现有立法中有关制裁的规定，多是实体性制裁，程序性制裁措施很少，对违法侦查形不成足够的惩戒和威慑。因而，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程序性制裁机制，已属势在必行。
（五）严密规则体系
对国家权力配置与行使的约束，应当由实体法、程序法共同完成，在法律渊源上应包括宪法、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部门规章等。与西方法治国家相比，我国宪法直接涉及刑事诉讼的条文十分稀少，仅有的一些规定也非常不明确。另外，有关特殊侦查措施、侦查手段迄今于法无据，处于法外运行状态，也严重背离了法治要求。
因而，严密我国侦查程序规则体系，一是应在宪法中增加有关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公民基本诉讼权利的规定，发挥宪法的统率作用。如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权”等;二是要完善刑事诉讼立法，将目前实践中广泛应用的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等纳入刑事诉讼法规定，明确其适用范围、审批权限、操作规程等，将其纳入法治运行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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