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索取超过合法债权数额的“债务”。如果行为人为索取超过合法债权数额的“债务”而实施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应具体分析行为人索取的数额与合法债权的数额之间的差价，分别不同情况以绑架罪或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如江苏李某与山东王某有经济纠纷，对方欠李施工款8万元左右。2002年8月18日，李某一伙在王某妻子下班途中将其绑架到江苏睢宁县要现金30万元。最后，王某交出30万元现金后，才将人质赎回。本案的定性颇有争议。有人认为对所索要的30万元“债务”应分成两部分，其中行为人为索取其合法债务8万元而绑架他人的行为应定为非法拘禁罪，而其索要的超过合法债务的22万元实为勒索他人财物，又是以绑架方式实行，构成绑架罪，故应定两罪而数罪并罚。有人认为行为人并非仅仅索要债务，主观上还有勒索他人财物的目的，所以行为人由索债为目的转化为勒索目的，这种犯罪目的的转化已经为一般的非法拘禁罪所无法涵盖，而且行为人一个绑架行为触犯了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两个罪名，对此不能以非法拘禁罪定罪，而是属于想象竞合犯，应以绑架罪论处。宣炳昭、林亚刚：《特别刑法罪行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笔者认为，李某既有索取合法债务的目的，又有勒索他人财物的目的，不存在目的转化，而其实施了一个绑架行为，又同时触犯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由于我国刑法中一罪与数罪是以犯罪构成的个数作为划分的标准，且主要是以行为为定罪的依据，对同一行为不能重复评价，即一个行为不可能构成数罪。所以，对此不能数罪并罚，还是应以想象竞合犯从一重处，以绑架罪定罪量刑。其中合法债务8万元应从犯罪数额中予以扣除。
笔者认为，对于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犯罪人使用绑架、拘禁手段索取财物数额大大超过其实际享有的债权数额，应以绑架罪定罪量刑。这是因为，由于行为人索取财物的数额大大超过其实际债权，这就足以证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主要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索取合法债务显然已成次要目的。但若超过合法债权索取的数额不大，其绑架罪不能成立，仍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量刑。因为，在绑架、拘禁索债型犯罪中，行为人超过合法债权索取的数额不大，这就足以证明其主观目的主要是为了索取合法债权，而不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但是，这同时产生另一问题，即如何判断和确定超过合法债权的“较大”与“不大”?首先，应当确定合法债权的数额，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超出合法债权的数额。其次，要确定超出合法债权数额较大的“度”。笔者认为，虽然在绑架、拘禁索债型犯罪中索取大大超过合法债权的，其行为构成绑架罪。但这与一般的绑架罪毕竟不同，因为其索要的财物中存在合法债务，而且在一些案件中往往难以确定其数额。为此必须规定超过合法债务的是一个较大的数额，这样可以明显表现出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可以最大限度防止出入他罪。此类案件所涉及的数额，笔者认为可参照“两高”有关财产犯罪的司法解释中对于数额的规定。如2000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敲诈勒索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中规定敲诈勒索1000-3000元为数额较大。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盗窃罪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中个人盗窃公私财务“数额较大”，以500-2000元为起点。笔者认为，考虑到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绑架、拘禁索债型犯罪中索取超过合法债务的数额以2000元作为数额较大为宜。
3、索取非法债务。如果行为人为索取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而实施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只要债务是客观存在的，也应以非法拘禁罪定罪处刑。如被告人陈某和被害人陆某赌博，陆输给陈10万元人民币，陆某因为没有带足够的钱，遂向陈写下5万元欠条。陈某多次向陆某索要，陆某均以无钱偿还为由拒不归还。后陈某纠集吴某等人将陆某绑架到某宾馆客房予以非法拘禁，并威逼陆某叫其家人送来5万元人民币。在此类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上是索取债务为目的，客观上实行绑架他人、非法拘禁的行为，但其债务显系非法债务。有人认为应定绑架罪，因为赌博本来就是一般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与赌博有关的财物均应由国家机关没收上缴国库。因为赌博中的债务关系是非法债务，对于非法债务，法律不予保护，行为人也应清楚知道非法债务的性质。因此，借口存在非法债务以索债为目的扣押、拘禁他人的，应认定行为人主观上以索债为目的，定绑架罪。王宗光：《勒索型绑架罪认定中的疑难问题》，《刑事法判解》第2卷，第212页，而有关司法解释也已对此类犯罪作出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注释(2000)19号)中规定“行为人为索取高利贷、赌博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依照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精神是符合我国刑法第238条第3款的立法原意的。首先，刑法中的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在法定刑的规定上具有相当大的不同：非法拘禁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而绑架罪则“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两者比较而言，绑架罪的法定刑远远高于非法拘禁罪的法定刑。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立法者的原意是对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要区别行为人是否“事出有因”，以正确定性。正如此，非法拘禁他人虽侵犯了他人的人身权利，但往往行为人与被拘禁人之间具有各种各样的经济纠纷和生活矛盾，许多拘禁案件确实是“事出有因。”而绑架他人的行为虽然也有“因”，但这种“因”仅仅是行为人“勒索财物”的目的，显然这种绑架行为不属于“事出有因”的范围，而行为人与绑架人之间往往不具有所谓的“矛盾和纠纷”。对于“事出无因”的绑架罪规定较重的法定刑，而对于“事出有因”的非法拘禁罪规定较轻的法定刑，这无疑是立法者区分两罪的立法原意。其次，虽然高利贷、赌博等非法债务法律不予保护，但是它们确实是现实中存在的债务。这种债务同样也反映出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损害之间实际存在一定的关系(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条件关系，以区别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而且法官对这种关系的过错只需站在一般人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关系也就是上述所谓“事出有因”中的“因”。就此而言，司法解释将高利贷、赌博等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放入第238条第3款债务范围之中，无疑是符合立法原意的。因此，只要行为人以索取为目的，且该债物是现实存在的(至少依民间习惯认为是确实存在的)，无论债务合法与否，其绑架后非法扣押、拘禁他人的行为仍以非法拘禁罪定罪。
4、索取根本不存在的债务。如果行为人以索取“债务”为名，实施绑架、拘禁他人的行为，而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的债务，对行为人的行为则应以绑架罪定性。如朱某骑车路过张某家门不慎撞死了张家一只鸡，朱某当即作了赔偿。但事后张某仍不肯罢休，屡次向朱某索要所谓的“赔偿”，均遭朱的拒绝。张某怀恨在心，纠集亲友三人在路上将朱某劫持至某地，打电话向其家人索要4万元。在本案中，朱某虽然不慎撞死了张家的鸡，但当时已作了赔偿，也即民事责任已作了结。在此情况下，张某就无权再次索要所谓的赔偿费。本案中张某明知是索要根本不存在的债务而绑架、非法拘禁他人的行为，可以认定其主观上具有勒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其行为构成绑架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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