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不确定利益是中性概念，本身无正当与否的规定性。由不确定利益本身的特点所决定，撇开谋取利益的手段而孤立、片面地考察不确定利益，必然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可以说，两高的司法解释在阐释不正当利益时注意到手段的重要意义，具有其进步性。但是考察利益的正当与否应根据行贿人的手段，而不是根据受贿人的手段来判断。因为利益是行贿人的利益，其正当与否，应该是相对于行贿人而言的。更何况受贿人采取何种手段对行贿人而言也不可知。况且国家工作人员对不确定利益拥有一定裁量权，根本不需采取非法手段，如果以受贿人手段的正当与否来决定不确定利益的性质，就会放纵这类犯罪，导致法网疏漏。对行贿人来说，谋取利益是目的，行贿是其实现目的的手段，目的与手段是辩证统一的。二者既相互区别，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密不可分。
可以说，不确定利益本身并无正当性可言，只有当它与取得该利益的手段相联系时，才有研究的价值。手段对于不确定的利益而言，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当它与不正当的手段结合，即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获得，就是不正当利益：当它与正当的手段结合，即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得，就是正当利益。例如，想当领导是好事，这不能说不正当。如果通过正当的途径，以自己的德能勤绩与他人公平竞争，得到选拔就是正当利益；而通过“跑官”、“买官”等不正当的手段被提拔的，就
是不正当利益。恩格斯也说过：“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但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9]这也进一步证明：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不确定的利益就是不正当利益。在现实生活中，谋取非法利益风险较大，这类案件为数相对较少。在斡旋贿赂案件中，请托人大多数是为了谋取不确定的利益，也正是因为其利益的不确定性，有关的国家工作人员才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才使得权钱交易具可能性。然而也恰恰是在这一问题上长期争论不休，使得许多的不法之徒
钻了法律的空子，使得行贿、受贿之风愈演愈烈。出现这种局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准确地把握立法宗旨，脱离现实，对不正当利益的界定语义含糊，将通过行贿手段取得的不确定的利益排除在不正当利益之外，从而放纵了绝大多数斡旋受贿犯罪。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M] 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1月，P36
[2] “Criminal law Convention Corruption”,Strasbourg,27,1,1999,cited in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P508
[3] 周道莺：〈〈刑法的修改与适应〉〉，[M]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P788
[4] 郭园园：〈〈斡旋受贿的立法及完善〉〉，[J] 〈〈法学评论〉〉，2000（3），P82
[5] 陈兴良：〈〈受贿罪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探讨〉〉，[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1）
[6] 陈兴良：《刑法疏议》，[M]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P638
[7] 高铭喧、马克昌：《刑法学》，[M]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P141
[8] 《马克思恩克斯全集》第二卷，[M] 人民出版社，1957年，P466此文章共有3页 [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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