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黎军

　　减刑、假释是我国在长期改造罪犯的实践中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刑罚执行变更制度，是法院司法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法院在人员少、审判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办理了大量的减刑、假释案件，为改造罪犯、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现行法院减刑假释工作中也不同程度存在着程序不规范、不统一、质量不高等问题。1999年，长沙市中级法院率先对减刑假释案件进行听证审理，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发表监督意见；此后，全国部分法院也陆续推行裁前公示和公开听证。此举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司法行为，提高了减刑假释案件办理的透明度，但并未从机制上解决减刑假释案件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切实解决问题，必须进一步探索减刑假释的司法规律，必须着手改革减刑假释的工作体制。

　　一、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性质研究

　　我国减刑假释制度采取由监管机关（公安、监狱等刑罚执行机关）提请、法院裁定、检察院实施监督的工作模式。对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权力性质归属，理论与实务界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法院裁定减刑假释的权力性质应纳入审判权范畴，理由是：1、刑法将裁定减刑假释权力赋予审判机关行使，且法院内部由具体审判庭负责审理此类案件，则此种权力当然属于审判权；2、减刑假释是对服刑罪犯实际执行的刑期或方式作适当变更，应当也只能由法院作出裁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属于行政审核权，理由是：1、从刑事政策角度而言，减刑假释的目的在于促进罪犯改造，是一种行政奖励而非对原判决的改变，其实质为行政审批程序；2、法院作出减刑假释裁定系依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其单方面进行认定，无矛盾对抗的双方，不备诉讼的基本特征，不适用审判规律，不能说由法院行使的权力就一定属于审判权范畴。以上二种观点，莫衷一是，直接影响到各地法院减刑假释的观念、做法和工作机制。

　　我们认为，必须对减刑假释的司法规律和工作特点进行分析，才能正确判断法院减刑假释的权力性质，对此，可以通过对裁定减刑假释与减刑假释建议权、审判权的比较分析中得出结论。1、裁定减刑假释不同于监管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权。减刑假释建议权是监管机关依据罪犯的改造表现，对罪犯进行考核、评议，然后向法院提请减刑假释建议。建议权的行使，系由监管机关单方面提出，遵循行政管理规律，与行政权“主动性、单方性、强制性”等特征相符合，故减刑假释建议权应认定为行政权性质。而裁定减刑假释是法院对监管机关报请的减刑假释建议审查立案后再依一定程序进行审核，尔后作出裁定。该权力行使过程中，始终遵循司法规律，且强调程序优先原则，故法院裁定减刑假释不应属于行政权。2、裁定减刑假释也不同于审判权。不能因为刑法将裁定减刑假释之权力赋予法院行使，就认为必然属于审判权，审判权以“被动性、居中裁判性”为主要特征，而法院对减刑假释进行司法审查，无矛盾对抗的双方当事人存在，与审判权相比较，裁定减刑假释更具有主动性和单方审查批准的特点，所以说，法院裁定减刑假释与法院审理案件行使审判权虽然均遵循司法规律，但其权力运行机制并不一致，其权力性质归属亦不尽相同。

　　综上，我们认为，法院裁定减刑假释应属于审判权与行政审核权的有机结合，其权力性质应认定为司法审核权。

　　二、现行法院裁定减刑假释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一）未遵循减刑假释案件司法规律设置相应机构

　　刑法和法院组织法未明确减刑假释属于具体何种审判职能，亦未确定具体由法院哪个部门行使。全国法院做法不一，但基本上将此职能附属于某一具体审判业务部门行使。近20年来，长沙市中级法院经过了由告诉申诉庭（现为审判监督庭）、刑事审判第二庭、刑事审判第一庭等部门行使减刑假释司法审核权的过程。从现实情况看，无论将其职能设置于哪个部门，都存在与该部门司法规律和工作机制不相适用之处。刑事审判庭与审判监督庭遵循审判规律审理刑事和再审案件，强调中立裁判和程序对抗之特点，而裁定减刑假释则遵循司法审核规律，强调效率、程序公开、审核公正之特点。如将减刑假释审核职能设置于刑事审判庭与审判监督庭，同样的法官既审理刑事和再审案件，又对减刑假释案件作司法审核，必然会造成法官自觉去比较二类案件孰轻孰重，法官也明显会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刑事和再审案件的审理中，这样很难保证减刑假释案件的质量。特别是，如果减刑假释审核工作与刑事一、二审案件审判业务同属一个部门负责，同一部门既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又审核罪犯的减刑假释，司法意识也很难适应。此外，由于一个审核部门管辖多个司法业务，职责多、任务重，对减刑、假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亦无法及时作细致、系统的调查研究。

　　（二）现行法院审核减刑假释的工作机制不统一、不规范

　　现行法院审核减刑假释制度存在的重大弊端之一是程序繁琐、效率低下以及管者不裁、裁者不管的管理与裁定相脱节，法院只就监管机关提交的减刑假释材料进行公式化审核，其裁定仅具有程序上的意义。1、法院书面审核不规范。监管机关提出减刑假释建议后，法院主要适用书面审核，一般是“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罪犯一批，一批一批办，一个一个监管机关办”，法院基本未核实监管机关上报的减刑、假释材料的真伪，仅对所报材料反映罪犯明显存在违纪违规情形的，不予裁定减刑假释，据统计，近5年来，长沙市中级法院裁定不予减刑假释的案件，仅占所审理案件的0.3%。可以说，监管机关提出的减刑假释建议，对罪犯是否获得减刑假释，事实上具有决定作用。其不足之处在于：（1）法院不了解罪犯的表现，仅凭监管机关提供的书面材料，难以及时、准确地把握罪犯的改造情况，使法院对监管机关的减刑假释建议书的审查流于形式，监管机关成为实质的减刑假释审核机关，这恰恰与监管的行政机关性质不符。同时也导致法院难以全面客观地作出公正裁定，而且透明度不高，容易引起社会对办案公正与否的猜疑。（2）法院这种“批发市场式的”办案，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以及减刑假释权利的享有者罪犯均没有介入，在程序上不健全。2、听证审核程序不规范。开庭听证审核较书面审核透明度更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平、公正，避免了暗箱操作，既有效维护了罪犯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检察机关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此举得到了最高法院的肯定，并向全国推广。但这种审核方式在运转过程中也存在问题：（1）法院人少案多，很难将精力全部集中于减刑假释案件的审核中，且减刑假释案件有季节性特点，此举给法院增加了许多工作量，影响到其他审判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法院对减刑假释申报往往不能及时作出裁定，更降低了减刑假释措施在改造活动中的直接影响力。因此，长沙市中级法院目前仅限于对假释案件采取听证形式，而减刑案件仍以书面审核为主。（2）由于欠缺统一可操作性的规范，现有的对减刑假释案件听证审核与完整意义上诉讼程序化还有相当的距离。各地法院各自为政，裁前公示如何具体操作、罪犯如何在法庭陈述、是否吸收有关案件的被害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参与减刑假释听证程序等不规范，办案的透明度并不彻底，案件质量在形式上虽有提升，但实质公平尚须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