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媒体和社会舆论对刑事司法环境的影响。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普法的过程。现在已经是“五五”普法阶段，但犯罪率并没有呈现人们期待的下降趋势，反而却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除社会的法治意识以外，其他如资讯发达带来的负面东西和文化多样性，以及某些特定群体的形成等，也在影响人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构成。媒体作为一种重要的资讯工具，对刑事司法环境的影响起着自己的作用。前段时间网民关注的“沈阳刘涌案”“女教师黄静离奇死亡案”、“湖北襄樊少女高莺莺身亡案”等一些案例，过分热烈的网上炒作，对刑事司法作出公正判断均形成了一定的干扰。法律是专业的，在公民法治意识的培养过程中，媒体要负起责任。既不能板起面孔传‘法’授‘道’，更不能把严肃的刑事案件报道变成‘八卦’的小道消息。把严肃的刑事案件当谈资，表面是对法的不尊重，其背后隐藏的是对法无所谓的漠然态度，这对法治国家的建设和公民法治意识的提高不是好事。要通过案例报道培育公民对法的信仰，让公民体会和领悟到法的威严。对普通百姓来说，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对法的感受，对法的实质精神的把握。
（六）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制约刑事司法环境。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讲究仁、义、礼、智、信，讲究孝、悌为先，刑事审判的说情风对司法独立影响很大。一些案件一旦进入刑事审判程序，说情者即接踵而至，打电话、写条子，或明或暗地示意照顾。亲与疏、远与近，亲情、友情、恩情等国人尤其重视的因素，经常令刑事司法行为反复斟酌考量。如本院办理的高某等人故意伤害钱某一案，说情风无孔不入，承办人关闭手机以求摆脱，当事人仍通过其他途径影响，个中环节让人深思。
二、刑事司法的内部环境。
（一）法官的形象公正。
司法公正包括三大要素，即程序公正（过程）、实体公正（结果）、形象公正（公信力）。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已有较多论述，本节只谈法官的形象公正。形象公正是指法官的审判让人们在外观上、在整体形象上，感觉到是公正的审判。这种公正往往来自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举止、语言表达等外在因素。形象公正和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形成完整的整体，可以一并吸纳社会中的委屈和不满，使之降低到最低限度。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通报批评了四川某法院行政庭法官当庭接打手机、书记员嘴叼香烟的案例，该案的图像资料在网上公布以后，恶评如潮，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形象公正。一个案件，即使程序执行到位，实体处理也很公正，但法官穿着不整齐，开庭时打手机、发短信，合议庭组成人员随意进出，三人“坐堂”甚至变成一人独任审判，这就是形象不公。上海一法庭开庭时，有人给其中一名法官打手机，这个法官跟另外两个法官耳语几句后就出去了，另外两个法官一看，也跟着出去了。这样的判决结果哪怕是公正的，人们也不会信服。这其中某些现象在本院的刑事司法活动中也时有发现。
（二）法官管理的行政化 。
对法官的管理应当强调两点：（1）只处罚法官的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如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情，构成了职业上的犯罪，徇私枉法，徇私舞弊，私放罪犯等，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处理法官。（2）法官对案件的认识问题永远不受处罚。以错案责任追究制度为例，现在许多法院都或明或暗地单纯将上级法院发回和改判案件的数量来衡量一审法官的办案水平，有的甚至和法官的切身利益挂钩，影响评先评优，包括给予其他处罚。这就导致了一审法官不希望案件被发回、改判，从而在一审程序其间频繁向上级法院汇报请示，先把结论问出来，或者由上级法院与下级法院提前沟通，介入一审法院的案件，使一审法院就体现了二审的结论，当事人上诉、抗诉了也没用，导致二审终审制名存实亡。实际上许多案件更多的是一、二审认识不同的问题。认识不同是正常的，专家的观点都可以不一致，完全相同反而是不正常的。如何建立正确的错案评定制度，转变单纯唯发回、改判为“错案”论的主观意识，有助于审判权的真正独立。
（三）组织上的行政化
有人曾将医生与法官进行对比。“医院里没有设立医疗委员会，让主治医生报告，请医疗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对医治方案进行讨论决定。即便专家会诊也要必须接触病人才能下结论，定医疗方案。医院的行政领导没经亲临病床对病人进行检查是不敢直接决定医疗方案的。为什么？医院怕治死人。难道法院就不怕判错案件吗？医院治死的是一个病人，法院判错的是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是一个人的身家性命，影响的是在公众中的形象”。这个话有些片面和偏激了，法院毕竟不完全等同于医院。医院更多的是涉及病人身体、生命健康的自然科学问题，法院更多的是审理案件适用法律的社会科学问题，法院作为国家机关，也需要更多的领导和管理。但毕竟直接参与庭审的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对案件犯罪事实把握的全面程度、对被告人认罪态度、悔罪意识的感受程度，还都是审判人员最深刻。举个简单的例子，同样是“自愿认罪”，有的被告人只是象走过场一样求得一个酌定情节，有的被告人却是真诚的悔过并体现在实际行动上，这些都是单纯的书面汇报看不到的。作为党教育多年的刑事司法干部，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基本都有良好的大局意识和服从态度，这是党性和原则。但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的意见与主管领导的意见有着相互尊重的必要，过于频繁而轻易的否定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的意见，往往容易挫伤办案人的积极性，打击承办人的责任心。
（四）裁判文书的写作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判决书的改革已经有了相当的成绩，但还存在一些不足。如判决书不能归纳出控辩双方的观点，缺乏争辩的过程；法官的推导思路不够明确，裁判结论往往与推导无关；某些判决书对辩方证据不采纳，为什么不采纳辩方的证据，不给出个说法；对辩方的意见不给出充分的解释、说理（大多数情况下以“与查明的事实和法律规定不符”轻轻带过）；只注重有罪和罪重的说理，不注重无罪和罪轻的说理等。
三、打造良好的刑事司法环境
（一）各级党委加强营造良好刑事司法环境工作的领导，党委宣传部门加大宣传力度，发挥舆论正面引导作用。各级政府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找准问题，提出改进措施，认真进行整改，切实解决法治环境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各级人大常委会重点检查地方立法和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地方立法，加强监督工作。
（二）将现有“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司法保障体制改革为垂直管理。如将地（市）级司法机关和基层司法机关党委成员由省级司法机关党委主管；司法经费单列，列入国家预算。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体制并非与海关、工商、税务、质量监督等部门的类比之后的简单效仿，而是司法的性质和特色的必然要求，是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必要保证，也是理顺司法管理体制的前提和关键。实现司法机关的垂直管理与分级管理一样，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只是实现的方式不同，都是一级服从上一级，最后统一服从于中央。这不仅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还是在体现司法管理规律的同时切实加强党对司法机关的领导的表现。全国政协委员、最高法副院长万鄂湘前不久透露，最高法正在论证新方案，有可能实行法院系统的两级财政保障。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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