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一词在英文中是“environment”，是动词“environ”的延伸。英文中的“environ”源于法语中的“environner”和“environ”。“environner”和“environ”又源于拉丁语中的“in（en）”加“circle（viron）”。其含义都是“包围”、“环绕”的意思。《袖珍牛津英语词典》对环境一词的解释是“环绕任何事物的物体或区域”。由此可见，原版“环境”一词是个相对的概念，一般是指围绕某个中心事物的外部世界。中心事物的不同，环境的概念也就随之不同。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里，“环境”一词一般是指，“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 《韦氏新大学词典》（第9版）则在“环境”的第二词义里，列举了a、b两项词义。a项词义是“作用于生物或生物社会并最终决定其形式和生存的物质的、化学的和生物的因素（如气候、土壤和生命体）”。b项词义是“影响个人或社会生活的社会和文化条件的总和。”最新主流观点认为，如果以人为中心点的话，人以外的一切就是环境，同时，每个人又是他人环境的组成部分。
刑事司法环境，就是以刑事司法活动为中心，围绕、作用、影响刑事司法主体依法履行职责的一切因素的总和。
刑事司法主体有机关主体和其他主体之分，机关主体包括行使侦查权的公安机关、提起公诉和刑事监督的检察机关、掌握审判权的人民法院、负责服刑人员改造的监狱和劳改机关、非监禁刑管理帮教试点单位等；其他主体包括具体掌握、行使侦查、公诉、审判、执行刑事司法权力的人和组织，如人民法院的独任审判员和合议庭等。不同的刑事司法主体司法环境不同，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挑战，也有着各自不同的经验和做法。本文仅就人民法院作为刑事司法机关主体所面临的司法环境作一阐述。
一、刑事司法的外部环境。
党中央提出建设法治社会以来，人民法院的刑事司法外部环境有了长足的改善，并且正走在进一步提高的正确道路上。但限于时间，不再一一赘述。只是提出问题和一些建议。
（一）司法权地方化制约审判权独立。
目前，我国司法体制是采“条块”管理相结合，以“块”为主的管理方式。即各级司法机关的党组织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司法官员归同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挑选和管理、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司法赖以运转的资源也由同级人民政府及其财政部门划拨。最高人民法院在1999年10月12日即以法发[1999]28号颁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其中严正指出：“司法活动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产生、蔓延，严重危害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权威”[4]。司法机关在赖以运转的司法资源的配置上有求于当地政府，地方司法受制于地方在所难免。由于背负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大局和政治需要的重担，只要司法行为涉及到具体的地方利益，来自地方的压力与阻力便会飘然而至。“端人的碗，受人的管”，这在“管人的”和“被管的”看来，都已几乎成为自然而然的事。管理同时意味着制约。虽然学者如王利明等对此已提出检讨、评论，但仍有极少数视司法机关为党委、政府下属的职能部门的思想存在。人民法院的财力依赖于当地政府，人事归当地方党委管理，法官的职级待遇、职务升迁、政治命脉都掌握在地方，一举一动都受地方牵制，稍有疏忽，党委不提名，代表不举手，政府不拨款，院长日子难过，司法难以运作。如我院的法庭基本建设，从立项、征地、协调与被征地农民关系等方方面面，都必须依赖于地方的支持，所欠建设工程款一千余万，还须靠地方财政解决，因此，法院要独立行使刑事司法权，严格依法办案，客观上存在很大难度。
（二）社会的法治意识没有与政治、经济发展同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全国人民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向小康的目标迈进！但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配套尚不够完善，医疗、教育制度改革的偏差，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的出现，贫富差距的拉大，加之一些司法人员法治观念淡薄、服务意识不强，极少数司法人员政治素质低，作风不正，甚至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部分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成效不明显，治安防范措施不落实，导致刑事司法权威性被极大的削弱。举个简单的例子，马鞍山本地有个市民心声网站，经常有市民投诉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被盗向公安机关报警时，接警人员态度冷漠，甚至风言风语，受害者不仅寻求最后的司法救助手段无果，一声安慰也得不到，反而被冷嘲热讽，日积月累，刑事司法的权威性就这些经意和不经意间被破坏殆尽。
（三）证人出庭等相关刑事法律规范不科学妨碍司法公正。
北京某区法院接待了一个美国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旁听了一个案件的庭审。在这个案件中，共有7个证人，但那天只有一个证人出庭作证，庭审时法庭却采纳了7个证人证言。庭审结束后，美国的律师、教授问这个法院的院长：为什么不让另外6人出庭？该院院长说：在我们国家证人出庭制度不完善，那几个证人有困难，来了之后，我们保障不了经费；另外，我们已通过警察对另外6个人作了核实，我们相信他们的话是正确的。美国人员接着问：如果警察和他们串通起来怎么办？院长说，我们坚信公检法是实事求是的。美国人员又问辩方律师：那6个证人作证是对你的当事人不利的，你为什么不提出异议呢？律师说这是中国的审判模式，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这就导致了控辩双方质证机会的丧失，剥夺了双方获得胜诉的某些机会。大量案件二审不开庭，致使当事人丧失了参与的机会。1999年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香港的黑社会老大张子强敲诈大富豪李嘉诚大儿子的案件。一审判处张子强死刑。张子强上诉后，二审未开庭就又判处他死刑。该案在香港引起喧然大波。众多港媒认为该案是死刑案件，二审法官连被告人的面都不见，就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是对生命的践踏。
（四）上下位法律渊源的规范冲突破坏刑事司法环境。
以立功制度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了立功的要件，即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犯罪分子到案后有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包括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分子揭发同案犯共同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应当认定为有立功表现。该解释将立功时间届定为归案后，实际上剥夺了刑法赋予的刑事案件被告人的合法权利。类似的现象还有非法经营罪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规定等等。我院审理的钟某抢劫一案，钟某为了争取法律的宽大处理，在潜逃期间，举报一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线索，公安机关根据线索得以侦破案件，抓获了犯罪分子。该犯罪分子被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依照我国刑法关于立功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重大立功表现主要是指犯罪分子有检举、揭发他人重大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提供侦破其他案件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对国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这里所说的“重大犯罪，重大案件，重大犯罪嫌疑人”，一般是指犯罪嫌疑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在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的案件。钟某所举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法定刑种包括无期徒刑，中级人民法院一审管辖也说明属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或以上刑罚的范围”，中级法院实际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是结合了犯罪分子自愿认罪、赔偿与否等量刑情节的综合裁判结果，该结果并不排斥依原罪事实判处无期徒刑的可能性。钟某的检举揭发行为客观上促成了公安机关及时地侦破重大案件，缉捕相关犯罪分子，有效地打击了犯罪，抚慰了受害者亲属的情感，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也符合关于重大立功的规定。但出于对法律的理解和认识问题（归案与否），公诉机关在移送起诉时甚至一般立功也没有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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