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正确看待刑罚的功能
过去，我们一向把犯罪看作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或反映”，进而把刑罚视为“专政手段”，把惩罚犯罪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实际上，如何适用刑罚是一个法律问题。只有将刑罚纳入社会管理体系来考虑，才能正确认识刑罚的功能。
我国刑法规定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罪刑法定”，即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二是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三是罪罚相当，对重罪不能轻判，轻罪也不应当重判，要防止任意处置，罚不当罪。
任何一个社会，要想实现长治久安，必须综合利用多种社会管理措施。例如，中国古代就长期实行礼、法并用的两手策略。“礼者，禁于未然之前；刑者，惩于已然之后”，所谓“出于礼则入于刑”，就是对于礼、刑关系的精确表述。
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早就指出：“对人类心灵发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 列宁也说：“有人早就说过，刑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看惩罚得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一切罪案都真相大白。” 这些论断，都是发人深省的至理名言。
陈兴良教授认为，刑罚是其他社会管理不妥的补偿，刑罚又是一种代价最为昂贵的社会治理方式，只有不得已才用之，这就是“慎刑”的思想。尤其是死刑，更须慎用。判处一个人死刑，招致数十个亲友的怨恨，久而久之形成某种社会积怨，成为一种对死刑的背离力量。刑罚并非越重越好，在罪刑均衡的范围内，刑罚威慑力与刑罚轻重成正比，一旦刑罚超出公正的限度，刑罚威慑力就呈现出递减的趋势。
如果我们有了对刑罚功能的科学认识，就会消除对适用重刑的迷恋心理，不再把“严打”看作是治理犯罪的灵丹妙药。而是根据犯罪自身的发生规律，在综合治理上下功夫。对于犯罪采取理性的态度，坚持基本的公正理念，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三）罪罚相当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
法律的功能，尽在于“定纷止争”。也可以说法律是各种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或者叫做各种社会矛盾的化解器。
就惩罚犯罪来说，惩罚的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或者剥夺其生命，而是为了矫正其行为，使之不再重犯（个别预防），进而警示其他人不再重蹈其复辙（一般预防）。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使对犯罪的惩罚具有公正性，足以使受到惩罚的犯罪人以及社会公众口服心服。如果对犯罪的惩罚失去了公正性，那么即使实施的惩罚极其严厉，它也只能起到恐吓的作用而难以服众，甚至会引起强烈的反弹，其结果会适得其反。
对此，马克思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如果犯罪的概念要有惩罚，那末实际的罪行就要有一定的惩罚尺度。实际的罪行是有界限的。因此，就是为了使惩罚成为实际的，惩罚也应该有界限，--要使惩罚成为合法的惩罚，它就应该受到法的原则的限制。……犯法的一定内容就是一定罪行的界限。因而衡量这一内容的尺度也就是衡量罪行的尺度。对于财产来说，这样的尺度就是它的价值。” 这一段话，是马克思对于罪罚相当理论的完整表述。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对罪犯的惩罚超过了必要的限度，毫无节制地“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例如云南省丽江市中级法院对盗抢几盆兰花的案件，判处两名罪犯死刑；江西省九江市中级法院对故意伤害致一人死亡的案件，竟判处了四人死刑，等等），那就不但不能取得民众的同情，反而会使司法失去了公信力，甚至会使民众对法治丧失了信心，造成意想不到的逆反效果。这样的教训不可轻视。
六、要充分发挥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
党的十六大把“提高执政能力”响亮地提了出来，正是表明我党在执政能力方面尚有欠缺。而要“提高执政能力”，首先要实现观念的转变，这里涉及三个关键问题。
（一）必须彻底摒弃“以党治国”的观念，落实“依法治国”的方略
邓小平早在1941年就曾严肃地指出：“某些同志的 以党治国 的观念，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 但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解决，乃至毛泽东在1958年竟放话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成。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有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进而更提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个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直到党的十五大提出“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才终于有了定论。
要“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就要充分尊重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和审判权。执政党以及由执政党领导的各级各类执法、司法机关，都应该学会正确运用法律的武器，通过诉讼与非诉讼的方式，尽量去化解社会矛盾。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二）必须摒弃“刀把子”的观念，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如果说建国初期面对着清匪反霸和大镇反的繁重任务，说公安司法机关是“专政工具”和“刀把子”还比较贴切的话，那么，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化的新形势下，再把公安司法机关称为“专政工具”和“刀把子”，就很难解释得通了。既然我们已经确认法律的作用尽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那么我们也就不能再把公安司法机关说成是“专政机器”和“镇压工具”，而应当把它们定位为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和维护法律的机关。
法律的精义，尽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镇压。因此，要充分发挥公安司法机关维护公平正义的职能作用，严格依照法定原则和程序进行诉讼活动，对任何案件都应依法公断。既然刑法已经规定了从重、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就应根据查明了的案件事实（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加以证明），对照法律的规定，正确适用法律，而不能不问罪行大小，一律从重处罚；更不能在法定刑之外，再对犯罪人加重处罚。试图在法外施威（对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作为犯罪处理，或对法定刑较轻的犯罪行为判处较重之刑罚），无异于自乱法制、自毁长城，今后应当坚决杜绝。
（三）必须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将程序法与实体法摆在同等重要地位
自从“依法治国”的方略提出以后，人们对“依法治国”的含义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又将“依法治国”的提法向下推演，提出“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县”、“依法治乡”以及“依法治校”、“依法治厂”、“依法治路”、“依法治矿”等等的口号，最终落实到了“依法治民”，实际上还是要用“法”去治老百姓，这就完全违反了“依法治国”的本意。其实，“依法治国”的重点在于“依法治官”，即：要使行使公权力的官员不能任意行事，而必须受到办事程序的约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把“依法治国”归结为“依程序法治国”。
过去很长时期内，执法机关重实体轻程序，对程序法向来不重视，普遍存在三个认识误区：一是认为程序法可有可无，或者认为那只不过是管老百姓的，执法机关自己则可以不受约束；二是把程序法当作摆设，只供“宣传”用，实际办事不必遵守，可以“飞过海”；三是把程序法当作形式，只是在观众面前演演戏走个过场，不必当真。由于不重视、不遵守程序法，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成为一纸空文，对当权者不起作用，特别是在“一把手”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因此，必须改变随意违反程序法的现象，做到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把“依法治国”真正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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