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只有真正实行“依法治国”，把遵守办事程序放在应有的地位，坚持执法为民，加强政法队伍建设，确保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始终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事实真相 ，才能取信于民，也才能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尊严，求得长治久安。
七、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少杀慎刑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同志，是老一辈革命家中真正懂得法律精髓的法学泰斗，被后人尊称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 董老曾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从历史经验看，多杀人后果并不好，错杀人更是极大的错误，国民党草菅人命，就是我们的反面教员。”
回顾历史，新中国的创立者都不主张多杀人。毛泽东历来主张少捕、慎杀，一再声明：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他反复强调：对逮捕、处决这样的严厉手段，必须特别审慎地加以使用。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是一贯的。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对少捕、慎杀作了一系列明确的阐述。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 12月 25日，毛泽东在《论政策》一文中就指出：“应该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但是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少杀、严禁乱杀。主张多杀乱杀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它只会使我党丧失同情，脱离群众，陷于孤立。”
1948年2月15日，毛泽东又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再次强调：“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
新中国成立后，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斗争，杀掉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这是完全必要的。但即使在大镇反中，毛泽东仍然坚持少捕、少杀。1951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再次强调指出；“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
上述有关少捕慎杀、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等一系列论断，是毛泽东刑事政策思想中最光辉的篇章。即使在他的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但他仍然坚持了“少捕慎杀”的方针。特别是对于在党内开杀戒，更是一个绝对的禁忌，这一条避免了最惨痛的损失。试想，如果当时开了杀戒，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为“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该会有多少人人头落地？假使出现了那样的惨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大批老同志复出重新主持拨乱反正的工作，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开创新局面就难以想象了。回想起来，毛泽东坚持少捕慎杀的方针，为党和国家保存了一大批领导骨干，实在是功德无量！
值得注意的是，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治安出现了严峻的形势。在这种情形下，许多同志认为少杀慎刑的政策似乎已经不适用，主张不断加强“严打”的力度。表现在立法上，是不断地对刑法进行补充修改，大幅度提高法定刑和增加死罪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则是对各类案犯通常都以法定最高刑“顶格满贯”，甚至将一些早已处理过的案犯，又重新捉回来改判死刑。为了做到“速判快杀”，又从多方面放宽了对判处死刑的案件程序制约（例如一度将死刑案件的一审管辖权下放到基层人民法院；将死刑核准权长期下放由各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等等）。这些认识和做法都是非常不恰当的。诚然，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对那些作恶多端，罪行特别严重的惯犯和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头目及骨干成员，必须坚决镇压，该杀的一定要杀掉，决不能手软。但是，判处极刑者还是应当控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即使在发案数上升的情势下，仍然应当坚持少杀慎刑的政策。马克思早就说过：死刑并不能够制止犯罪，有些最残暴的杀人行为往往是在处死罪犯后立即发生的。 以往20多年的司法实践已充分证明：重刑的威慑作用是有限的，轻罪重判更难以服人，至于因用刑不慎而导致冤杀无辜，则会极大地损伤了法律的尊严。
多年的实践也证明，过度地适用重刑和滥用死刑，将会带来一系列负效应。这里仅举两例即可说明问题：
第一个例子。以往对运输毒品的“马仔”判处死刑较多。运输毒品的数量一旦超过法定判处死刑的标准（海洛因或“冰”毒50克，实际掌握会稍宽一些），就可能被判处死刑。这些“马仔”明知一旦被抓获就可能掉脑袋，却要冒如此大的风险替老板卖命，只是为了赚取一点运费。“马仔”大多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些弱势群体，而真正的毒枭和“老板”却躲在幕后很难被抓到。结果是：杀了很多“马仔”，却未能遏制住毒品犯罪迅猛扩展有势头。有些村寨参与运输毒品的人数很多，许多男子都被杀掉，竟出现了“无子村”、“寡妇村”，试想，这样的地方会是谁家的天下？
第二个例子。我国的犯罪已出现低龄化趋势，青少年犯罪占到全部犯罪的70%以上。我国又实行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的保险系数本来就不高，好不容易拉扯长大，一旦犯了并非最严重的罪行（例如盗抢几盆兰花或因打架斗殴误伤了人命）竟被判处死刑，造成许多家庭断子绝孙，其父母年老后无人抚养，又形成了新的社会问题。我国封建时代的法律还规定有“犯罪存留养亲”的制度 ，现在反倒对独生子女大量适用死刑，实在是一种缺少人性化的处理方式。由此引起许多家庭的怨愤，逐渐积累，将是难以预料的“定时炸弹”。
仅从以上两例，足以看出严刑峻罚无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反而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试图单纯以高压方式去求得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难矣！
纵观人类法制文明的发展史，总的趋势是从野蛮步入文明，从酷虐变为轻刑，从冤滥转向审慎。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继承和发展人类法制文明的已有成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要真正把人的生命价值放在第一位，在适用刑罚特别是判处死刑时必须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只有坚持少杀慎刑的方针，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多种手段并用，实行综合治理，才能搞好社会治安。
结 束 语
构建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少杀慎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许某些同志对这一提法暂时还不很理解，但笔者坚信：在物质、文化高度发达和民众更加理智的文明社会，少杀慎刑的决策必将更加深入人心。认真贯彻“宽严相济”的政策，坚持少杀慎刑，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个宁静详和、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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