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这是我在 12月8日于佛山召开的“‘法院文化建设’高峰论坛”上的主题讲演内容。“法院文化”是各级法院最近尤为关注的一个话题，也是各地法院想有所建树的重要领域。在这次会议上，听到各种不同观点较为激烈的交锋，也听到来自一些法院院长发自肺腑的慨叹。

　　胡院长、各位同仁、各位法官：

　　上午好！感谢会议安排我第一个做报告！

　　多年前，我在山东工作的时候，不少法院，例如青岛中级人民法院、东营中级人民法院、滕州法院等，就把法院文化作为一项重要的话题和工作来做。今年我到甘肃天水中级人民法院开会，发现该院也对法院文化问题格外关注，在法院有限的廊壁上，布置了很多图片、文字，凸现了法律/法院文化特色。这些年来，据我所知，在上海、浙江金华、四川成都、云南昆明、江苏常州、福建厦门等地的法院，也都开始对法院文化这一问题关注有加。《人民法院报》每周专门开辟“法律文化专栏”，系统论述相关问题；而最高人民法院也通过或表彰、或设立“法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法院文化建设示范单位”的等措施，把“法院文化建设”这一议题推到了前所未有的境地。

　　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其他公权机构如检察院、公安机构、税务机构、海关机构及其它行政机构，也都在开展诸如检察文化、公安文化、税务文化、海关文化一类的研究和建设。一些企事业单位或地方，也展开诸如大学文化、企业文化、银行文化、金融文化、酒店文化、北京文化、西安文化、长沙文化、深圳文化……的构建与宣传。深知由此再往细推，直至具体单位，也在开展诸如北大文化、清华文化、理工文化、财大文化等不一而足的文化研究、宣传和建设工作。这不由让人想起“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这一民间感慨，也不由让人想起 钱穆先生的那句名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似乎说中了当下各界对文化问题的深切关注。

　　在这种背景下，能受邀参加作为2006年就受最高人民法院表彰的我国“法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佛山中级人民院主办的此次“法院文化的构建和创新”学术研讨会，并就“法院文化的内涵与定位”做专题发言，我既感高兴，也深感责任重大。因为在如上事实中，我们已经看出了问题所在：法院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文化的？法院文化和其他公权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文化究竟有何区别？法院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法院文化在制度文化中居于何种地位？我想，这些问题，都是在界定法院文化时需要予以理清的。下面我将围绕这四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个问题：法院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文化的？

　　法院既是文化的产物，又存在于人类文化环境中。这决定了法院文化和人类文化的一般沟通性。法院需要物质陈设，需要文字书写，法官需要道德修养，需要精神气质等等，都体现了法院作为文化产物，并存在于人类文化环境中的事实。但把法院文化仅仅界定在这一层面，显然还很不够，因为如果是这样，那法院文化和人类一般文化还有什么区别？专门提出法院文化，并特别予以建设之还有什么需要？所以，把法院文化仅仅理解为活跃法院内部的文化气氛，组织法官去唱卡拉OK，去到郊外采风、摄影，组织法官撰写书法作品、聆听英模报告等等，固然不失为法院的一种文化举措，但这是否一定是法院文化，很值得拷问。在我看来，这最多不过是法院营造一种文化氛围，从而在某种文化境遇下让法官舒心、健康地工作的环境，而并非法院文化本身。

　　大家知道，法院是一种国家组织，是运用法律解决纠纷的最终和最后场所。所以，法院文化必须和法律及法律文化相关。大家都熟悉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法官的天职，是只为法律负责，只根据法律进行纠纷的解决和裁判。即使一个案件选择了调解，也应把这调解纳入法律的框架；即使一个案件使用了民间规范作为裁判的法律渊源和参考，也要严格根据理性的逻辑和法律的精神来构造裁判规范，形成在法理上站得住脚，在实践中具有可接受性的裁判效果。所以，脱离了法律文化的基本铺垫，谈论法院文化，往往不得要领，无法深入法院文化之堂奥。甚至连法院的建筑设计、符号标志、图案徽章、回廊装饰，法官的衣着打扮、言谈举止、思维方式、心性修养等，都须充分体现出法律的特征或要求。可见，如果不联系法律谈论法院文化，就无法揭示法院文化的独特性。换言之，只有在法律前提下，法院文化的命题才能成立，法院文化才能作为一种相对自治的文化类型予以强调和建设。

　　第二个问题：法院文化和其他“单位文化”有何区别？

　　大家又知道，仅仅以国家机构和社会组织（单位）而论，在“法治”社会，它们的文化特质都和法律息息相关，这就引出了我们需要继续探讨的第二个问题：法院文化和其他国家机关文化、企事业单位文化相比较，又有哪些特征或区别？可以肯定，检察文化的核心也是法律文化。包括公安文化、税务文化、海关文化等在内的所有行政文化，无不与法律紧密关联，因为这些国家机构的基本职能就是执行法律。甚至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的观念、行为和修养，因为必然涉及法律的规范和调整问题，因此，在“法治”背景下，无不打上法律的烙印。在这个意义上，似乎法院文化和上述国家机关所领有的文化内容区别不大，甚至和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的行为特征、理念诉求、观念修养相比较，在法律层面也有所交集。但事实上，即便上述公权机关、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所涉及的文化内容都表现出和法律文化紧密相关的一面，但因为公权机关对法律的负责，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对法律的遵守，和法院对法律的负责有实质的不同，所以，其在文化内容和特质上就必然有差异。

　　在所有国家机关中，法院是唯一直接对法律负责的机关。检察机关也必须对法律负责，但它首先是站在政府立场上对法律的负责，所以，检察官是维护政府或者国家利益的法律执业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也必须对法律负责，但同时要为行政首长负责。这种双重责任制，导致行政机关对法律的责任形式和内容与法院明显有别。而法院则直接为法律负责。尽管在我国宪法上规定了不同层级的法院对所对应的各级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的制度，但在这一前提下，法院只对法律负责，法律是其唯一的上司。除了法律，法院再没有、也不应有别的上司。这就决定了法院文化和检察文化、行政文化的基本区别。法院文化必须是以法律为根据而展开的文化形式。至于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的行为选择、价值取向、人格修养等等，在法治时代虽然也深受法律的影响，或者必须尊重法律，运用权利、履行义务，从而成为法律调整下的所谓法人或公民，但他们在行为、观念、修养等方面和法律的相关性，是为了行使各自权利、履行各自义务。在责任形式上，乃是在法律之下的自我负责，并不直接对法律负责。当法律秩序遭受破坏时，他们没有出面予以救济的强制性义务。但法院却不同，只要法律秩序遭到破坏，并经当事人或国家出面请求，法院就肩负着对法律负责，并救济法律、进而救济社会关系失序的使命。这都表明在直接对法律负责前提下，法院文化的特征。

　　第三个问题：法院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在前两个问题的论述中，或许已经可以得出法院文化的基本性质了。即法院文化就是法院在对法律严格负责的前提下，为了实现对法律的严格遵循和守护，实现在纠纷解决中的理性推理和判断，寻求公平正义地解决社会纠纷，恢复被社会纠纷所模糊了的法律秩序而设立的相关基础设施、物质陈设、符号标志；所体现的有关行为特征、思维方式、精神气质；所订立的有关内部纪律、管理措施和制度规范等。这一对法院文化内涵的界定，即表达了法院文化的前提预设（法律规定）、行为手段（理性推断）、目标定位（实现社会正义，恢复社会秩序），同时也大体上对法院文化做出了分类，即和文化的一般分类相对应，法院文化亦可细分为物质类文化、精神类文化和制度类文化等三个方面。

　　法院文化的物质层面，主要表现为法院的物质陈设、符号标志、法官服饰等。如在法院，法庭具有特殊的地位，法庭的建筑以及结构，法庭上的各种布置，既有法律的相关规定，因之，在一定意义上是按法律图纸所做的一种复制。尽管如此，不同的法院，还会有各自的独创。如山东东营法院及法庭的整个建筑都匠心独运，表现出明显的法律风格。而绝大多数地方的法院建筑自外形看，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其内部设置却往往表现出浓厚的法律文化的内容或特征。至于法院的符号，如廊壁的字画补白、法院建筑或法庭所悬挂的国徽等符号，更是法院文化在物质层面的独特之处。法官的服饰，无论古今中外，都以其独特性为人所关注。但为什么会如此？这背后其实表达的是一种有关法律的文化约定。

　　法院文化的精神层面，既体现在法院和法官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特征上，也体现在法院和法官的精神气质上。法院和法官的行为方式和思维特征，以理性为基本要求。法官的一言一行，在事实上要依据证据，在规范上要因循法律。正因如此，法院和法官每每是“保守”既有法治成果的守夜人。尽管通过司法也可以推进社会的改革，但社会改革从来不是法院和法官行动的主要追求，反之，以理性严谨的态度，运用逻辑工具，保守法律的既有规定和制度成果，才是法院和法官行为的主要文化特质。法院和法官行为和思维的这种文化特征，直接影响了法院和法官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法院和法官“根据”法律思考、严守法律精神、寻求个案正义、笃信逻辑理性的气质。

　　法院文化的制度层面，既有作为受国家正式制度影响所形成的制度文化，如裁判文书的写作和公开方式、司法档案的归档方式等。也有法院内部管理中形成的文化，如对法官的内部管理规定、对法官的内部考核方式、对法官办案的数量要求、对办公设施的管理规定等等。前者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其内容具有一定的统一性；而后者则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在各不同的法院间，会有很大的独创空间。因此，不同的法院会有各自独特的内部规定和管理机制，从而形成不同法院间各不相同的管理经验和文化特征。这种相互有别的法院文化，我们通常称为不同法院的管理经验或文化探索。

　　第四个问题：法院文化在制度文化中居于何种地位？

　　制度经济学家把人类制度两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以国家法律为前提所构筑的制度类型，属于正式制度范畴。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正式制度视角的制度文化，就是以法律为前提的文化。在这里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制度是一个包含了从规范、主体（组织）、理念、行为和反馈（监督）在内的系统概念，而法院本身作为法律规范前提下的“制度产品”，本身被结构在制度体系中，是制度文化的具体缩微。它本身是根据法律规范（《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而建立的组织（主体，即法院和法官），而形成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根据法律”思维，寻求个案公平、实现社会正义），而导生的行为（司法或审判行为），以及对行为的监督（或反馈，包括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可见，法院及法院文化本身对制度文化的浓缩或缩微。

　　不仅如此，而且法院文化还是法律—制度文化的枢纽与核心所在。这一结论，一方面基于前述对法官作为法律的守夜人，只对法律直接负责的论述。法官对法律的此种责任机制，决定了在所有社会成员中，法官与法律的关系最为紧密——他们就是吃法律职业饭的一群人。他们不但与法律联系紧密，而且他们还是法律纠纷事务的最后和最权威的裁判者。他们一言九鼎，最重要处，可以对一个人的生命以生杀予夺；即使最平常处，他们的裁判也决定着诉讼中两造的输赢和面子。因此，由法院和法官依据法律所导生的公平观念、思维方式、法庭构架、裁判行为、监督措施等，就系统、典型地表达、体现或搬演了制度文化的内容。

　　另一方面，则在于法院所处理的问题，必然是平时人们所遇到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人们权利义务的纠纷问题。诉诸法院的任何纠纷，不但对当事人而言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体验，而且对其他相关的社会成员而言，也堪称人生中所遇见的典型事例。在诉讼中，两造所执的立场相反、主张相反、证据相反，两造都能对其主张和证据胸有成竹、振振有词。面对此种棘手情形和焦点问题，法院和法官一般不能裁判责任分摊、各打五十大板，而必须判明谁对谁错，谁输谁赢。不仅如此，而且还要在逻辑上、修辞上说服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法官有关输赢的裁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把社会生活当作一出戏，把社会纠纷当作社会生活冲突的高潮，那么，法院和法官所面对的，必然是社会生活这出戏中的高潮部分。这就让法院文化承担了制度文化中最活跃、最生动、最跌宕起伏的内容。也恰恰是在这里，说法院文化是法律—制度文化的枢纽与核心所在，就有了另一重理由。

　　法院文化或许还包含了更多的内容。我仅仅从与法院、法官与法律的紧密相关性这一段面剖析了我对法院文化的看法。鲁鱼亥豕，恐或难免，敬祈各位法官、同仁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