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份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收案数	1154	1652	1667	1868	2129	2823	3968	9202
结案数	1054	1482	1477	1619	1888	2538	3662	8932

年份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收案数	5495	4248	2352	2507	2967	2899	2562	2276
结案数	5279	4123	2240	2430	2871	2839	2525	2226

　
　　（二）司法改革的内在动力
　　当司法改革的外在动力直接作用于法院时，就演化成司法改革的内在的动力。景汉朝先生对司法改革发展的轨迹这样概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经济、民事等各种纠纷增多，案件量的加大在人力和财力上为法院带来压力，引发了法院的举证责任改革；举证责任改革带来的质证必要性又引发庭审方式改革；庭审方式改革所牵涉的法官权力等问题再引发审判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自然会涉及律师、检察官的角色和权力，因而诉讼机制改革接踵而来，由此，整修司法体制改革渐成浩然之势。因此，他认为，首先，我国的司法改革不是由任何党政机关、部门或者个人的命令而启动的，而是由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所致；其次，司法改革最为重要的社会背景乃是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型向市场型的转轨；最后，我国的司法改革是从法院、从基层、从举证责任开始的，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改革。7当然，也有人不赞成司法改革是自下而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刘海年、张志铭研究员认为，尽管现阶段司法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需求，但改革本身却是自上而下的。这些看法是以有权启动制度改革的力量为出发点的。8从我们对基层法院的了解看，司法改革应当是自下而上的，至于后来司法改革已经成为自觉行动时，其组织推进应当是自上而下的。比如，江苏省高级法院就在2003年规定，基层法院的改革措施必须要先报省法院批准，这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改革是从下而上的，只是上面的相关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各自为政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
　　而国外当代司法改革的动机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有些不同，诉讼迟延、成本过高、程序复杂是他们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论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普通法系国家，司法制度的运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因此司法改革在许多国家进行。比如美国民事诉讼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诉讼案件猛增，但法官人数少导致拖延诉讼。据统计1990年一年向美国联邦和各州法院起诉的民事案件为1840万件。1990年向联邦地区法院起诉的民事案件207742件，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649人，平均每个法官审理320件。第二、律师费用猛增，实行律师强制主义。第三、滥用发现程序是拖延诉讼、增长诉讼费用的又一个原因。9而在大陆法系的德国，为了克服德国民事诉讼法推行的直接开庭制度所产生的重复开庭、诉讼拖延等弊病，学者们大力倡导以集中审理原则对民事诉讼制度实行改革。其结果是在实践中产生了所谓的“斯图加特模式”（Stuttgart Model），这一模式主张将诉讼分为书面准备程序和主辩论两个阶段，通过对言词辩论进行书面准备，以使裁判尽可能在一次言词辩论中作出。这一做法旨在减少开庭次数，提高诉讼效率，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10
　　从中西方关于司法改革的一些比较来看，有一些差异是明显的：一是历史背景和政治社会体制不同，使这两种改革呈现出某种逆向性。比如国外有的要加强法官的职权，而我们总的方向是强化当事人对审判程序的主导作用。国外的司法改革主要是司法程序自身的改革，而我们的改革更多地涉及到社会转型的因素。二是社会文化背景、社会成员法律意识不同。11由于长期以来受乡土社会的影响，法院的改革遇到许多阻力，如在证据制度改革过程中，当事人经常对一些证据因程序问题不被法官采纳感到不解和愤怒，认为法官“不实事求是”。而且，“在一个社会变革时期，法律往往更多为这样的刁民用来谋取其利益，破坏了社会生活秩序。”12以前当事人可能如实陈述的事实，现在变得很费周折，因为当事人的“法律意识”提高了，这在我们一线法官中体会很深。而西方的司法改革，其前提是律师制度已经比较完善。
　　（三）司法改革的历程
　　关于司法改革开始的时间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准确说法，这大概与起初并没有明确的司法改革理念有关。有人认为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大背景，在司法领域也提出了进行审判方式改革的动议，随之形成审判方式改革的各项具体措施。”13也有的认为是从80年代末开始，“我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起首先在法院系统进行了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求进行整个司法改革。”14 还有的认为从九十年代开始15，或者认为是“我国司法改革九十年代初开始酝酿，九十年代中期正式启动。”16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司法改革应当是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
　　司法改革最初是从法院系统开始的，而且是从基层法院开始的，最初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法院的办案效率，解决案件久拖不决的问题，而开始的方式则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改革。在司法改革大范围启动之初，一些案件审理时间较长甚至是久拖不决，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不满，比如1998年的“隋香案”17就引起新闻媒体及最高法院的关注。因此，各地法院都在思考如何提高办案效率，解决存在的积案问题。而要提高办案效率，改变法官包揽调查取证是一个容易取得成效的改革措施。按照景汉朝先生的概括，司法改革基本上是按照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这样轨迹发展的18。
　　随着司法改革的逐渐深入，一些改革措施已经取得实际的成效，司法改革的必要性应当说已经取得共识，目前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司法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进行司法改革的问题。然而，直到目前为止，司法改革并未有一个完善的改革方案、明确的改革目标、健全的组织机构，根源就在于缺乏系统的司法改革理念，改革的目标尚未定位于保障司法的中立性、独立性、权威性。中国司法改革也是在理论准备不够充分、目标模式不很清晰的情况下进行的。有些基于理想主义激情带有过强的探索性；有些则回避实际矛盾着眼于一些浅近性和边缘性的调整与改变；甚至有些基本不具有制度创新意义，诸如对司法人员的德化教育方式等，实际上体现了司法改革的理念、目标仍然很茫然。因此，司法改革还是任重道远。甚至可以说，司法改革已经到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后退没有出路也不可能，前进则困难重重，改革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制约因素有待解决。在此情况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如何能取得成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立法、司法以及学术领域逐渐开始关注司法改革。1991年修订了《民事诉讼法》，其实就体现了司法改革的理念。（不过，当时这种意识是朦胧的。）比如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当时存在的 “当事人动动嘴，法院跑断腿”的举证问题，并且对调解制度进行改革，将原来的“着重调解”原则修正为“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19从大约1994年起，基层法院开始进行名为审判方式改革的司法改革。20到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对各地审判方式改革的经验进行总结，并明确提出了审判方式改革的要求，主要是强化举证、质证、认证，提高及时开庭率、当庭宣判率。1996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正，其中的许多内容如强化“控辩式”庭审，防止“先定后审”等措施，都推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仅用“审判方式改革”已经不足以归纳法院系统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内涵更为广泛的“司法改革”一词逐渐被人们所接受。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大报告中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明确提出了“司法改革”。1999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明确提出了法院系统司法改革的规划。
　　然而，根据景汉朝的观点，“改革最先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注意。1994、1995年理论界对司法改革还有一些麻木不仁，理论界大规模地谈司法改革是在1996年才开始的。”21在1999年之后，以王利民《司法改革研究》等为代表的一批有关司法改革的论著、文章才大量出版，关于司法改革的研究也逐渐成为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司法改革才成为现代司法理念中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