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邱兴隆教授主要是从实体刑罚的角度讲有得利被告，诉讼法专家认为有利于被告是从无罪推定的角度看。我认为这篇文章说得有道理。他是从人权保障、立法目的，刑事政策论述有利被告。我认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是国家机关针对孤立的被告人，一方是强势，另一方是弱势，有利于被告，可以起到补强的作用。从实体法来说有利于被告人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应该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没有明确司法解释的情况适用。在法律明确规定情况下，是不能用有利被告来对抗法律的明文规定。法律虽没有没明文规定，但从实际情况看，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处理。斟定情节在刑法里有具体规定。在法定范围内的从轻，法定从量处罚只有累犯。
卢建平教授：
关于反腐败的问题：我国已经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立法上是有突破的。在体例上也有创新；把犯罪的范围扩大；主体的范围扩大；犯罪行为类型扩大；由传统的部门扩展到新的部门：不仅包括贿赂，也包括行贿。我们比较注意它的特征。我们规定：我们刑罚对受贿的范围过狭，不利于预防和打击犯罪；对贿赂案件的数额规定是有利，也有害。在立法技术上应有前瞻性。我们刑法对数额的规定变成受嘲弄的对象。从我们国家实际出发，扩大犯罪类型，修改贿赂犯罪的死刑、扩大资格刑、使我们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一个清明、良好的形象。刑罚是教给人们最简单的问题：不能犯罪、不能偷盗、不能杀人。我们把法律干预生活的线是过严了，我们最需要的是轻的刑罚。
高铭暄点评：国际上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从联合国反腐败的规定看，对我国法律怎样的改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主张把反腐败范围扩大，但把有关贿赂的各种规定整合成一部分法律，涉及的范围太大，可能一下子做不到。文章中有些问题提法过于理想化，有点超前。但文章的条理是清楚的。数额较大，能不能由司法机关掌握？由司法机关来掌握贪污数额，司法机关是不敢的。还应该由立法机关做出规定，这是一种务实的做法。如果没有数额规定，我们怎样办案？我觉得还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另外，对要不要有为他人谋利益？也要一分为二来看，不能一棍子打死。在国外也是考虑利益作为定罪标准的。另一问题是如何使联合国的反腐规定与我国本土资源相结合起来。有人认为性贿赂是贿赂，这是不可取的，对性贿赂你怎样计算？不正当的好处是指什么？扩展到精神上的东西是不是贿赂？
谭世贵 演讲： 我们目前的司法腐败比较严重、高级司法人员腐败人员上升。司法腐败的窝案和串案先后出现，我国司法腐败进入了高发期。到目前为止，对司法腐败如何治理？人们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要加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加强对腐败惩治力度；有人认为要提高法官的待遇和地位，实行高薪制；我个人认为这几种制度，都有其合理性，但又有其缺陷。如对监督问题：人民法院的监督已经过多了，如果再加上几种监督，人民法院就会不胜其烦，这不是一种好的方法。我认为好的方法是加强制度改革，我认为要推进审判的独立。目前问题是：在司法腐败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再放权给法官，他胆子是不会更大？我们面临两难的境地。我个人认为不能因为司法独立和司法腐败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我认为独立的司法能够对行政机关腐败进行有效地监督；减少行政机关的腐败；独立审判意味独立的责任；其次可以使复杂性的人际关系简单化。
法官的位置掌握在地方政府的手里，能不能由上级法院党组提名，由下级地方党组任命？在经济方面，应当实行全国统筹，实行国家财政，目前可以实行省级统筹；法官可以从律师中产生-----一个成功的律师有经验、有经济基础、以前经常与老百姓打交道，能理解人民。建立一种惩罚机制。人大应当改进对法院监督工作，努力提高人大代表和委员的素质。目前人大代表更多是体现是基层性和先进性。对法院监督大多是讲好话。没通过法院工作报告，院长要不要辞职？在省一级选举基本上是举手表决，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人敢不同意，目前的监督方法是有问题。对法官的监督外部监督比内部监督好，人大也不能随意监督，只能按程序进行。
陈光中教授点评： 整个社会腐败不腐败，关键是看司法有没有腐败；本文从解放思想看出了许多创新的建议；把法官的提名权交给上级的法院；对法官的独立引用以马克思的话；法官的唯一上司就法律；谭教授在以上方面，都有自己优点。缺陷在于：用审判独立作为扼制腐败的一个渠道；但对制止腐败的综合性环境兼顾不够；党怎么管干部，怎样任命干部？有许多人犯错误都不是在法院期间；不能离开综合环境考虑中国情况。高薪对腐败是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不能一概否定提高待遇的作用；法官待遇应当高于公务员，不能太绝对化，对司法腐败不能单靠一方面。
左卫民教授演讲
侦查法制化，刑讯逼供：刑讯逼供是国际司法文件反对的问题，但我们国家中的刑讯逼供现象一直存在。1、与我们的司法理念有关：在侦查之中，都是偏重于打击犯罪，体现在立法和司法两个方面；如刑事拘留时间的规定等等；在司法方面，我们广大侦查人员对人权的关心不够；重视打击犯罪。在刑事诉讼侦查中，我们律师会见不到当事人；在价值层面上我们没有确立人权理念。我们的刑事侦查是与国际差距最远的一个方面，也是最原始的一个方面；当然我们应当兼顾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中国的侦查机制，都是一种内向式的侦查机制：是先抓人，再取证，必然导致口供中心，在司法实务中，在司法实际中强制获取口供的行为时有发生。缺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和对人权保障机制，导致了我们很难制止刑讯逼供，以至于在实践中屡禁不止。
确立法治型的人权理念，不仅要体现在立法上，也要体现在司法上。要真正杜绝刑讯逼供现象，要有理念。要实行一种外向式的侦查机制，应该寻求口供之外的证据，来证明书案件。建立对公民权利保护机制和对国家权力制约机制：确立沉默权，无罪推定权利；律师介入权；在诉讼结构中，对抗还没有形成时，当事人更需要律师的帮助。另外在权力制约方面，确立司法审查制度：凡是对公民权利有重大影响的侦查措施，都应该有司法审查机制。对违法程序性的问题要有制裁。沿着法治型的侦查方向努力，刑讯逼供问题才能可能性制止。
邱兴隆问：如果我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二十分钟爆炸，并且你不用刑讯逼供，我就不讲，你要不要搞刑讯逼供？左答：这是一种价值平衡问题上，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如、美国最高法院，还是向人权保障方向发展，我个人还是不愿意搞刑讯逼供。
陈光中教授点评：左卫民是个成名比较早的法学家。我认为刑讯逼供已经严重影响我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是个久治不愈的毒瘤。刑讯逼供主要在侦查阶段，侦查是我们整个程序重要的程序，侦查程序公正了，后面程序公正就比较容易了。左卫民教授对侦查理念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如律师早一点介入，体现了他对实务情况的了解，都是演讲中充分肯定。需要补充的问题：关于刑讯逼供的危险性，或者反对刑讯逼供的价值没有展开论证。实务部门，就是主张刑讯逼供，他们对刑讯逼供的危害性认识不够，文章可以从程序价值和实体价值上展开论证。在我们国家冤假错案，主要是由刑讯逼供造成的。而且有一个问题，错判了一个人，往往又会放纵另一个真凶。让搞刑讯逼供人认真思考危害性的问题。关于程序裁判的问题，纠正到什么程度？是个可以研究的问题：如非法证据排除到什么程度；证明标准达到什么问题？
陈瑞华教授演讲“改进诉讼制度，堵住贪官外逃”。贪官外逃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如赖昌新问题，是我们中国在与赖昌新打官司，中国的司法制度成了国外审判对象。再比如杨秀珠案件。从贪官外逃反映了犯罪问题政治化。纽约华人街上的广告有不少是为申请难民问题而做的，而这些所谓的难民，往往就是一个外逃的贪官。说明我国的司法制度与国外是有区别的。我们国家的一些法律问题：如刑讯逼供、死刑问题，在国外会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所以无论我们对法律怎样修改都会与西方的法律制度有许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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