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前中国法学教育的性质问题，龚廷泰教授是这样概括的：“法学教育应该是大众化教育走向中的精英教育。”他说这一点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共识，随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一方面，社会必然进一步提高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的任职条件和要求，进一步严格法律职业的准入标准，要求推进法律职业的精英化；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人才需求的不平衡，社会其他各方面也同样需要大批法律人才。与此相对应的是，法律职业的精英化与法律事务的大众化相统一，法律本科教育的大众化趋势与法律硕士以上教育的精英化相统一。
　　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应当实现的理想目标之间仍然存在着相当大的矛盾冲突。龚廷泰分析认为，一是法治建设对法律人才的大量需要与高层次（硕士以上）法律人才相对不足的矛盾；二是法学教育行业应有的严格的准入标准和法学专业设置的相对无序的矛盾；三是法学教学内容的创新、教学方法的改革要求和教学内容相对陈旧、教学模式僵化的矛盾；四是高质量法学人才培养的客观需要和实际的投入状况严重不足的矛盾。
　　当记者谈到最近几年法学界和司法界普遍关心的“国家司法考试”时，龚廷泰说，法学教育肯定是国家司法考试的基础，司法考试制度功能的有效发挥，离不开大学教育的发达与支撑，离不开法学教育的成效。而社会上流传的“非法律专业考不过法律专业，博士考不过硕士，硕士考不过本科”的说法，肯定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这反映出司法考试与法学教育的脱钩。
　　龚廷泰认为，法学教育有着自身的教育规律，司法考试不能成为衡量法学教育水平的惟一标准，不能成为法学教育的“指挥棒”，否则，就会把高等法学教育办成了低水平的“应试教育”。在处理二者的关系问题上，龚廷泰认为，司法考试应该尽量衔接高校的法学教育；同时，高等院校培养的合格的法学本科生也应该在短时间内通过司法考试，因为，素质教育是不排斥“应试”的。当前的法学院教学应该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基本技能。
　　夏锦文教授说，中国的法学教育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中国法学教育模式必须改革，以对时代的挑战作出积极的回应。经过努力，我们已经可以欣喜地看到法学教育在发生变革。夏锦文教授总结认为，21世纪中国的大学法学院教育已经发生了三大变化：首先，教学模式上，已经从一元化转向多元化，即在传统的四年一贯制教学模式基础上，出现了更多的教学模式，比如“2+2模式”，进入大学学习2年后，从全校各专业中跨学科选拔法学院学生，随后再进行2年的大学法学专业教育；“1+3模式”，进校后，先不分专业，进行通识教育，后3年再进行专门的法学教育等；其次，教学方法上，从单一性向多样性转换，即从传统的老师讲授式（难听点说是“填鸭式”的），发展到今天的各种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比如，启发式的、研究式的、案例讨论式的、苏格拉底式的等等；最后，在内容手段上，从单纯的注重知识的传授，向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转变。从过去的纯教材教学，到现在许多法学院都建设了多媒体软件教学系统、模拟法庭、法律实验室等，注意设立各种教学实践基地，开展“法律论坛”。此外，还注重与国际接轨，开展了广泛的法学教育国际合作。
　　夏锦文说，法治国家、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当今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目标。法学教育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任重道远。法学教育，不仅要培养法律人才，还要提高全民族的法律素养，培养整个社会的法治观念。而在当前的法学教育中，“法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理念灌输到整个法学教育中去了。
　　许多法学教育家预言：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承担着社会管理任务的主体将发生极大的变化，他们将由军事精英、工程技术精英向管理精英、法律精英转换，这是一种世界性的大趋势。我们期待，中国的法学教育在“法治与国际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不仅能不断有所作为，还能发挥出更加令人瞩目的作用来。

　　（特派记者孙敏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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