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司法工具价值（外在价值）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工具价值是指陪审制度的外在价值，它的实现体现在纠纷的化解和裁判结果的正当功能上，集中体现在陪审员参加的审判所能够产生的理想结果上。这一价值实际上是现代陪审制度在形成过程中逐步显现出来的。
1、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
首先，人民陪审员的大众性思维，可以与职业法官的职业思维形成有效互补，矫正法官的职业偏见，督促法官养成公正的职业道德，进而促进司法公正。陪审制作为一种制约司法官员的机制，源于“外行人的参与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专业法官囿于专业的视角或行业的利益所出现的某种偏见。”[12]陪审员大多来自基层，熟悉社会，了解民情民意，他们在陪审过程中，往往更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断，将社会公众的良心和善恶标准、是非观念融于司法过程之中。在法律对一些案件的处理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具体时，陪审员的社会阅历及由此形成的大众性思维能帮助职业法官了解社会公众的思想动态，克服不良的职业习惯和职业偏见，用客观的常人视角和思维方式来观察和分析案情，使案件处理更加合情合理，正如贝卡利亚所言，“优秀的法律应当为主要法官配置一些随机产生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陪审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感情做出判断的物质，较之根据见解做出的判断的学识要更可靠一些……学识所形成的法官，他的知识却比较容易导致谬误。”[13]。一般来说法律只是原则性的、有限的条文，且与现实生活具有滞后性，面对丰富的社会生活，其规定难免有所漏洞。因此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常常需要借鉴社会生活经验，借鉴社会公认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法官由于其职业特点和生活圈层的限制，对社会公众公认的公平、公正原则和社会公众的良心，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经验难以全面了解和体验。当有些案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不具体，而需要借助社会经验来处理时，陪审员能够为职业法官提供丰富的民间生活经验，帮助法官处理案件，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如据《华西都市报》报道，2005年4月29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法官采纳陪审员金竹青的建议成功审结了一起刑事案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14]
其次，人民陪审员制度能够广泛采纳公众智慧，陪审员的专业知识优势可以弥补职业法官知识结构单一的缺陷，进而保障司法公正。目前我国很多法官在案件的法律适用上研究的比较深入，能利用一些法理来分析解决现实中的法律问题。但对于法律以外其他一些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如金融、财会、房地产、股权等研究的不够专业、深入，而一旦出现类似领域的纠纷案件，知识的匮乏成为案件审理中的一种欠缺。而陪审制度却完全可以克服这种缺陷，它通过充分利用社会上丰富的人才资源，吸收各行各业的专家参与审理此类案件，形成较为科学完善的文化、智力和专业结构，陪审员和法官发挥知识互补的实力，大大提高了法官专业化审判水平，弥补了法官的专业知识缺陷，从而有效避免做出不公正的裁判。
最后，人民陪审制度通过司法公开促进了司法公正。审判公开原则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其目的就是要把案件审理过程公开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之下，增加案件的透明度，防止暗箱操作造成的司法不公。公开审判不仅仅是公开庭审、让群众旁听这种形式上的公开，更为重要的是从实质上要公开，即由群众以人民陪审员的身份参与案件的程序和实体的审理和裁判，这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公开。因为：一方面，陪审员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公民，他们参与审判活动的本身就扩大了案件审判的知情范围；另一方面，陪审员的参与也增加了广大公民了解案件审判活动的渠道；在一个国家里，当法官的人毕竟占极少数，陪审是让民众了解法庭和法官的最好途径。
2、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加强司法独立
陪审员作为普通公民的代表，参与审判活动中受到的干扰往往比法官要小得多，有利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抵制来自各方面的干扰，从而有助于维护审判的中立性和公正性。在审判实践中，各级法院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各种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干预，尤其是地方保护主义更使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受到严重的干扰。法院现行的如案件审批制、裁判文书逐级签发制、案件请示汇报制等行政化管理模式也严重影响了司法的独立性。而且来自法院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干扰和干预都是暗箱操作进行的，法官往往受制于人难以完全抵制。并且，从理论上讲，“法院做出的裁判也不可能均受到全体人民或大多数人民的欢迎，法院做出不得人心的裁判是在所难免的。”[15]但是这个“不得人心”的裁判如果是由法官单独制作的，由于法官具有特定化的特征，所以很容易成为公众有时甚至是官方批评的目标，这必会对他个人、他的家庭和他的职业都会带来负面影响，河南法官李慧娟审理了一起案件被人大免除审判职务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16]而陪审员由于来自普通群众，案件一旦审结，他们便消散于公众的视野，所以由他们来决定那些对法官难于决定的争议案件，法官则不致遭受公众过多的抱怨和谴责。正如杰斐逊所说的，“陪审制就像减震器,可以将来自司法之外的干扰因素降低到最低限度。”由于陪审员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同政府和其他机关也没有其它持续性的联系，不受人事、经济等方面的控制，政府及其他机关没有能力通过一般的官方手段（如组织关系、职位调动等）来惩罚和制约，从而更能有效地抵制各种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对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的干预也能在一定程序上起到监督制约作用，从而有效的监督司法活动，保障司法的独立性，促进司法公正。
3、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实现司法权威
司法公正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司法权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早在古罗马时代，就流传着这样的法律谚语，即“每个人都必须服从自己选择的法官所做出的决定”。由于人民陪审员来自于普通公民，且在群众中间一般享有较高威望，代表人民对庭审活动、合议庭评议的全过程进行监督，有助于增强案件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信任度，使当事人有理由相信整个审判过程在程序上是合法公正的，从而做出的实体上的判决也应该是公正的，当事人对判决的结果就会心悦诚服，从而减少不必要的上诉、申诉，并会更加自觉的执行法院的生效判决。如《人民法院报》报道浙江省宁波市北仑人民法院自2005年5月1日正式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以来，在案件审理中选用人民陪审员共79人次，人民陪审员陪审案件当事人的服判息诉率比一般案件高出15.5％。[17]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发挥人民陪审员优势，邀请他们参与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和调解，原、被告双方服判息诉率达到100％。[18]这些实例都说明人民陪审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法院工作的真实情况，消除社会上对法院审判案件中的猜疑和误解，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的作用。
二、当前阻碍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实现存在的问题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在现行宪法中未作规定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主要内容是规定国家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而作为司法民主的重要内容和标志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还是作为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就其地位和重要作用而言，都应当在宪法中加以规定。建国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前三部宪法都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了相关规定，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语言表述有一定差异。而现行的1982年宪法却未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这与当前加强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不相符的，可以说是立法上的一个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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