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债的领域，亦存在上述情形。在古代中国，无所谓今天意义上的“物权”。除了少数通过“先占”或拾得而形成的自然所有关系和政治上的分封与授土以外，物权的设定，无不通过契约达成。对物权合法性的审查，亦主要通过审查契约的有无来进行，如田契、地契等，而不是看官府的物权登记。契约的观念，因此非常的发达，“官有政法，民从私契”，将契约等同于法律的观念非常盛行。在旧时的契约中，“民有私约如律令”、“如天帝律令”的表达方式，都是为了强调契约的效力。毋庸置疑，上述的契约观念，作为今人的文化草根，与“合同应当遵守”的现代法律观念是高度一致的，体现出草根文化与主流文化、规则之治的一致性。但是，草根文化又过分迷信契约的力量，部分民间契约出现了违背现有法律的情形。如部分民间借贷约定了过高的利息，赋予身份性质的契约如卖身契强制执行的内涵等，体现出了相互冲突的一面。
三是正面冲突，难以妥协。
该类草根文化大多是被推翻的旧有社会制度的直接文化反映，或本身即是革命的对象，不为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趋向所容忍。
比较典型的有：1、包办婚姻，包办婚姻在新的婚姻法中，被作为可撤销婚姻，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调整；2、溺婴，为婚姻法所禁止，并纳入刑法调整范围；3、一夫多妻，现在发展为包二奶等，为婚姻法所禁止，在特别情况下纳入刑法调整；4、多子多福，为计划生育制度所禁止；5、亲亲相隐，与实事求是的指导理念冲突，在刑法领域，作为包庇犯罪处理。目前在理论界，因涉及人文关怀，有所松动；6、人死债烂，即债务人死了，所欠债务一笔勾销，不必偿还；7、离婚逃债，该类现象非常复杂，直观上来源于对婚姻法共同债务连带性质的误解，追本溯源则是旧有家族本位观念在新时期的曲折反映；8、劫富济贫。在司法领域表现为以无社会保障制度、边际效用不同为借口，非公平地倾向贫穷者，实现所谓实质正义。无社会保障制度的借口是，事已经发生了，如果不判决富者赔偿，又没有社会保障，穷人怎么办，多见于民工领域。边际效用的借口是，穷人多得一点，主观满足程度提高较多，富人吃点亏，主观损失程度很小，有利于实现帕累托最优化；9、无限制调解、私了。即对涉及刑事犯罪的领域，仍然适用民间调解、和解，触犯国家公器；10、重实体，轻程序，要求绝对的正义。重情理，轻法理，不能接受现有的程序制度，表现为无限级的申诉、上访、要说法；11、讼师文化，无理缠诉，玩文字游戏，与春秋决狱的诉讼文化相对应；12、人情文化，用人情干预执法、司法等。
三、解决冲突的对策
草根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历来为民俗学家、社会学家所重视，在法学领域，亦作为民间习惯，为法律学者、司法实践人员所注目。时下因执法、司法行为引起的民间冲突，群体上访等，与草根文化本身不无关系。正确对待草根文化，解决现有法律与草根文化的冲突，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安定祥和的社会局面，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正确认识草根文化，从源头上解决草根文化与规则之治的冲突。
草根文化作为文化的一个形态，同样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随着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更新。但是，作为距离经济基础最为遥远的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又表现出较大的历史惯性，并不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迅速改变。中国的草根文化，大多与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制度紧密相连，有些本身就是封建制度在基层民众中的直接传承。他们原本处于意识形态的主流，只是由于社会制度的变迁，方沦落至今天的草根，与时下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形成截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对该两种文化冲突的解决，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源头抓起，尤其是从经济基础抓起。在法学领域之外，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用社会主义文化占领文化主阵地，同时，不断挖掘草根文化的合理内涵，用草根文化自身的优势弥补社会主义外来文化的不足，用社会主义先进的文化不断丰富、改造草根文化的内涵。不断缩小两种文化的差距，最终实现文化的“融合”。
（二）尊重草根文化，在立法、司法领域做好草根文化的研究、搜集、运用工作。
草根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真正高度重视草根文化、研究草根文化，与民俗学者一道，搜集民间习俗，有选择地借鉴、吸收，并纳入立法、司法，实现本土文化与移植文化的有效对接，在充分本土化的基础上，实现立法、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具体做法是：
一是加强调查研究，掌握一手资料。习惯本身就是法律渊源的一种，有法律从法律，无法律从习惯是国际惯例。我国合同法中亦有遵循商业惯例的规定。如果不能掌握民间习俗，在司法中就难以适用民间习惯，就有可能作出违反立法本意的判决。各相关部门人员要加强民间习俗的调查、搜集、整理，并以适当的形式进行公布，作为民、商事审判的参考。
二是高度重视草根文化，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予以最大限度的尊重。首先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对当事人的合意，优先于任意性法律规范的规定，优先适用。民间的合意、当事人的合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草根文化的价值取向，为当事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族群高度认可，只要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都要给予高度的尊重，并通过法律文书直接予以认可；其次，要高度重视处分原则在民商事审判中的运用，通过积极司法，促成当事人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处分。当事人的处分，除了基于利益的考量外，同样会有草根文化的考量，尊重其处分权，无疑就等于尊重了他们的文化，相应的判决，在草根文化的配合下，亦利于遵守和执行；再次，在法律适用的解释中渗入对草根的理解，以草根文化发现当事人意思表示的真意，作出符合法律规定、当事人本意的判决；再次，因草根文化引起的纠纷，且与现行法律制度完全冲突的案件，要在司法过程中充分行使释明权，告知相关当事人法律与民俗之间的差异，在充分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基础上，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最后，确须判决的案件，如有一定范围的自由裁量，则须在自由裁量许可的范围内，尽量使法律的解释与草根文化接近一致，避免两种文化过分的冲突引起民间思想上巨大的震荡。
三是做好草根文化的甄别工作。对于需要纳入立法、司法领域并认可的，要通过规定的程序，上升为法律或司法解释，或者以发布判例的方式，引导各级法院法官予以遵循、参照，对于危害现行社会秩序的，要坚决通过立法、司法手段予以取缔，在草根中引入以法律为代表的主流文化。
（三）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在草根中催生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抑制、根除恶性草根文化的发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其特有的先进性，必然会最终战胜腐朽的文化理念，并内化为广大基层民众文化自觉的一部分。但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普及，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可能要经历各种曲折，在两种或多种文化的反复碰撞中，表现为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个别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先进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可能不为干部群众完全掌握，并在草根中催生新的文化逆流。但在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传统草根文化已高度退化，并基本上为包括社会主义理念在内的主流文化所代替。以上访文化为例，上访本为封建文化的产物，是进京告御状、地方司法无终审权、缺乏程序正义的恶果。上访文化如果与宪法关于公民有申诉、控告、检举权的制度相结合，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治信息体制的畅通，确保民意机关、上级部门对执法、司法机关的监督。但是，目前局部地区，上访已经完全脱离了草根文化以及宪法的本意，正向恶性方向发展。如个别已经进入正常司法程序的案件，当事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以上访的形式干预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向人大、党委施加压力。而一些党政部门，对司法机关的宪法地位缺乏应有的尊重，超越法律的规定，以组织或其他名义，越过事实，直接要求确定的结果。对上访的无原则迁就，本意为息事宁人，反过来却诱发了更多的群体上访。因此，对待上访的正确态度是，通过上访，发现问题，按照规定的程序，展开监督。对待恶意上访，坚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予以取缔，并严厉制裁。引导群众通过法定渠道，反应民意，将上访纳入现代法律程序上来。其他问题的解决，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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