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契约、交换和买卖的方式使彼此都能获得各自所需的帮助，而劳动分工最初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26 同样，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内容的话，我们和“法官”以交换的方式使彼此都能获得各自所要的帮助。法官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员的分工最初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并且是以一种无形的，相互承诺的契约维系的。
在经济社会中，厂商的产品必须经过市场的检验。消费者用货币选择厂商及其产品。政府应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以法律的方式对市场的经济行为予以疏导和管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初民社会，司法的审判权并不是独属于国家。初民社会是熟人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很自然地选择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裁断者。如果“法官”丧失公平，就会失去人们对他的尊敬，并且直接在其个人的经济利益上遭受损失。普通法和衡平法之间互相竞争业务，竞争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院的诉讼费收入和法官个人的收入。
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最能说明法官的行为选择。对“看不见的手”，斯密是这样叙述的：“一般说来，单个的个人实际上既没有增进公共利益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为增进了多少公共利益。但是，由于他具有支持本国产业而不是外国产业的偏好，他保护了自身的经济安全；由于他以产品价值最大化的方式来管理他的产业，他增加了自身的收入；个人在这一过程以及其他许多过程中，都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利益，虽然这最终的结果并非出自其个人的意愿。不过，个人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并不总是不利于社会的。相反，通过追逐自身的利益，他对社会利益的不断的促进作用甚至比他想要这么做时更为有效。而我也从未听说那些佯装要为公共利益而经商的人真正做过什么有益于社会的事。”27
观察一下生活在自己周围的法官，他们的行为不是这样的么？如果把这段话套改一下，也许可以这样表述：在法官是竞争性地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条件下，一般说来，从内心精神世界讲，单个的法官个人实际上不一定有真正地去增进“公平”与“正义”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为到底能够实质性地增进多少“公平”与“正义”。但是，由于他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从事他的工作，向社会提供服务，他增加了自身的利益；他在增进自己个人利益的同时，也是在以“公平”、“正义”这种方式，在增进别人的利益，增进社会的利益；他个人在这一过程以及其他许多过程中，都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公平，虽然这最终的结果并不一定出自其个人真诚的意愿。
在法官垄断裁断权的情况下，要对这个结论作一点修正。此时法官的行为不一定表现为公正，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人们所强烈反对的司法腐败。垄断了司法权，就垄断了进行公平裁判的权力。阿克顿勋爵说过，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垄断的司法最容易产生司法腐败。但法官在做出司法腐败的行为选择时也一定是符合其个人经济利益的。“司法职业者却并不必然与公正司法的行为相关联。虽然人们对于所谓执法者犯法，对于执掌司法权柄者枉法裁判，草菅人权甚至草菅人命经常表现出格外的愤慨，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设立良好的司法管理制度，从而使司法者能够很情愿地去实施正义，那么，人们的愿望再迫切，对司法腐败行为的谴责和处理再严厉，终究是于事无补的。”28
在商品市场上，人们对生产质次价高的产品的供应商的反应是不用货币去投它的票，选择的结果会使得劣质产品的供应者因亏损而退出市场。在法律的市场上，人们对供应商伪劣商品的反应则是内心的不满、舆论的批评，暂时不会致使法官或其他法律机构等本应供应“公平”产品而供应了“负公平”产品的厂商退出舞台，但从长远看，人们对司法体系的不满愤懑会逐渐积累，最终危害到司法体制赖以存在的社会体制。
本杰明·卡多佐接起威廉·詹姆斯的话说，“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支撑生活的哲学。……正是它才使我们的思想和活动融贯一致并有了方向。法官一点也不比其他人更能挣脱这种倾向。他们的全部生活一直就是在同他们未加辨识也无法命名的一些力量……遗传本能、传统信仰、后天确信……进行较量；而结果就是一种对生活的看法、一种对社会需要的理解、一种……‘宇宙的整体逼迫和压力’的感受；在诸多理由得以精细平衡时，所有这些力量就一定会决定他们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的。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性背景下，每个问题才找到自身的环境背景。”29可以肯定，人们不可能摆脱其利益倾向，尤其是经济利益的倾向。既然如此，法官的产品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利益及法官个人进行选择的痕迹。
不独如此，实际上，法官之所以从事法官职业，或离开这个职业，都是有其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或利益方面的原因。据一位法官作者在网文中分析，现在有些法官辞职转行去干律师，其原因主要有四条。其一，经济收入的差别，法官的收入不若律师。其二，现在的法官普遍欠缺职业的荣誉感。在许多案件的审理中，他们也很难以自己独立的智识和法官应有的独立品格去客观地作出认定和裁判。体制不合理和法官内部管理上的人治色彩，使那些品行优秀的法官也难以操守其对法律的信仰。正直的法官，面对法律问题，却常常不能按照自己认为的去审、去判，这难道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吗？其三，法官经常被作为普通的国家干部，被拉去干地方上政治上需要的工作而荒废了专业工作。其四，法官缺乏符合其职业的健康的激励机制。法官职位具有极强的行政化特征，从书记员到助审员，到庭长，到副院长，再到院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法官深陷在官场的氛围中，无论水平有多高，人品有多好，未必能够得到公正的待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后三条。他认为，如果不幸处在一个溜须拍马，趋炎附势之人占上风的官僚体制中，真正以法为本的人又如何不感到无奈。对冰清玉洁的法官来说，如果理想与现实截然相背的话，选择离去未必不是明智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法官在独立审判的前提下不会滥用他手中的裁判权。30
（四） 作为厂商的法官的生产能力
法官在审理案件，做出判决时，是在做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对法律事实的加工再造的过程，如同工人在工厂里加工产品一样。这种加工过程，是多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本杰明·卡多佐说：“日复一日，以不同的比例，所有这些成分被投入法院的锅炉中，酿造成这种奇怪的化合物。……法官并非安坐在法官席上，而是插手了这一配制过程。这些因素并非偶然地汇聚在一起，而是有那么一些原则……调整了输入的成分。它也许并非某一时刻所有法官都接受的同一个原则，也并非某个法官在所有时刻都接受的同一个原则。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听任命运之神的摆布；即使决定这一选择的那些考虑因素和动机常常模糊不清，却也并非不完全无从分析。”31
在这里，卡多佐把法官比作了工匠，比作了生产商。主宰这种特殊的生产商进行生产的原则是什么？卡多佐理想的是精神，虽然他并不否认经济的原则，虽然他也赞同罗斯福大总统1908年12月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咨文中说的话，“法院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定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哲学和社会哲学”32，波斯纳、科斯、诺斯、考斯特等人却认为是经济的原则。卡多佐的法官是理想化的法官，而波斯纳等人分析的法官则现实得多。法官既然是作为生产者，就会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应当具备这样的生产能力。积案如山和草菅人命，都可以从法官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过程中得到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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