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行业或产业、企业以及个人，均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和产物，也都是进一步分工的原因和动力。每一个行业或产业、企业以及个人，都是在为别的行业或产业、企业以及个人提供产品和服务，同时它们也接受其它行业或产业、企业以及个人的产品和服务。彼此之间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过程，是一种加工制作的过程。
由此联想到几年前复转军人能不能进法院的争论33。复转军人复员前的职业是军人，对军人来说，输入武器设备，输出战争或和平。法官的生产制作过程则不同，输入的是案件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主张，生产的中间过程输出同时也是输入案件的事实和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其最终产品是“公平”与“正义”，其产品形式是判决书等法律文书。这两种生产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复转军人能不能进法院，而应当考虑，他们能不能由原有的生产能力转换为新的生产能力。其实问题很简单，如果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由一种“工业生产的能力”转换为另一种，就可以进，否则，就不应当进。这个过程，对复转军人本人来说，是一种投资的转换。对社会总体的影响来说，将影响到进一步的社会分工，社会总生产体系或经济体系中产品的平衡和生产能力的平衡问题。换句话说，是一种专业化的配合问题，正如喇叭功放需要匹配一样。所以，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专业的生产能力是任何一个人应当具备的，否则就会在社会总的分工体系中被淘汰出局。
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一个纺织企业的总经理可以到钢铁企业去做总经理，但一个纺织企业的工程师到钢铁企业未必能够胜任。因为两个不同企业的总经理，所处理、加工、制作的“原料”是相同的，即原材料、机器、生产工艺过程、市场、劳资纠纷、成本控制等，输出的是利润和所有者的权益，即股东的利益。工程师则面临不同的技术情况。因此，我认为，复转军人进法院是可以的，但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去当行政部门的官僚或去做后勤工作，或辅助性、简单性工作，如法警；其二是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包括法律知识、理想、道德和一些具体的专业知识。例如，专审金融案件，应当了解金融业的运作，专审房地产业案件，应当了解房地产的运作等。否则，就不具备作为法官应有的生产能力。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律师内部的分工是十分精细的，至少可以分为可以进行诉讼的和不可以进行诉讼的，分为专司房地产诉讼的、经济纠纷、刑事以及劳资纠纷案件等。但遗憾的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有人以为，法官所操作的是以“社会人”为客体的社会事务处理技术，需要的是社会科学知识，“一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各类职业活动以及人们的日常活动都可能增长相当的社会科学（广义上的）知识……当然，法官的专业知识与操作技术不能仅靠日常活动习得，但法官判案需要的并不仅仅是某些十分专业化的法律知识和技术，就能力而论，他首先需要一个公正的判断力、一个敏锐细致的观察力；就知识而言，他必须具有关于社会生活的丰富经验，需要健全而健康的常识，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与掌握。”34 法律工作是专业技术很强的，靠经验和习得不可能掌握其精深奥妙的技能的。当今的社会，是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性很强的时代，需要人们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特别是法官，当他要面临解决在这些专业化配合中产生的问题时，自己一定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否则就不能胜任。
在我国，由于法官总体生产能力的局限，影响到社会总的公平的损失，影响到法的流失，影响到当事人应有权利的流失，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一个例子，是广大股民冤声载道的证券案件，法院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审理，因为不具备其专业能力。还有，房地产纠纷案、票据纠纷以至票据诈骗案、上市公司收购争议案、国际贸易纠纷、医疗纠纷案等，许多判决要么姗姗来迟，久拖不决，要么相同案件不同人审结果大相径庭，要么当事人倍感不公，连年上访，都是由于法官的微观生产能力和法官体系宏观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低下、产品质量粗劣所致。就连我国这种体制下一般来说法官们最擅长的刑事审判，也是差强人意。云南无辜的警察杜培武，被冤枉得几乎是砍掉脑袋了。幸亏老天帮了杜培武，使得他像《封神演义》的申公豹一样重新安上了脑袋，不过他比申公豹稍微幸运一点，没被安反了脑袋，而是“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35
（五） 公民与法官：“委托与代理”关系
一旦法律的执行转移给专门的官员，司法真正地独立了，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独立后的司法机构能不能提供优质的“公平”产品？能不能生产出真正的“正义”？当他们向社会提供了“负公平”和“负正义”时，社会应当怎么办？如何保证这些官员的活动是为了受害者的利益？在法律专业团体的目的与社会公众利益不同时如何保证他们在裁决时坚持社会公众的利益优先？还有，在非常简单的熟人社会中，根据人们的生活背景和习俗，那些“中间人”，“裁断者”，或者，如果能称之为“法官”的话，尽管他们的诉讼程序十分简单，没有固定的诉讼法，他们总是容易从公理和习惯法出发，从对彼此生活条件、习性的了解中很快地找到事实的真相。但在分工发达，人员高度密集，人们彼此并不熟悉的情况下，法官并未经历引发争执的事件，也不在当事所处的环境与氛围中，他如何能够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换句话说，现在的问题是，假定法院和法官已经争取到自己的独立权利，例如，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法院和法官的行为如何能够让人们相信，他们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信息经济学上的“代理问题”。36
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令人沉思。
2003年7月13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了这样一个案例。在深圳，有一个人是公司的经理，主管工程，他召集几个包工头，即国外通常所言之工程承包商，让他们伪造证据，召集一批人作为原先自己公司的员工，与自己所在的公司进行劳动纠纷诉讼，索要公司“拖欠的工资”150多万元，导致本公司败诉。员工们胜诉后拿到钱后又转给了他本人。后来，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报案进行刑事侦察，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后来，法院判决他负刑事责任，同时没收他已经拿到的黑钱。
发生在2003年上半年广东省佛山的一个案件也同样发人深省。一个人诉另一个人欠款，有书面的证据。被诉的人答辩说，自己是被胁迫之下写的欠条。法官让被诉人就被胁迫举证，被诉人做不到。因为胁迫的一方不可能写一张字条向法庭证明自己是胁迫另一方的，所以被诉人不可能举出被胁迫的证据。我们的证据规则是，证据要让对方承认，谁见到承认自己胁迫别人的？结果，法官判决被诉人败诉，而被诉人感到委曲，难以承受这个判决，出法院门后自杀身亡。后检察和公安机关介入，经过侦察，发现事实的真相确实是被胁迫。
也许，法官是由于内部的管理机制不得不这样做，也许关于法官管理的一些内部规定冲淡了法律在此对法官裁决行为的要求，总之，法官在表面上是依据诉讼法，或者关于法的解释，或者关于法官管理的内部规定做的。但是，从法的精神和法所要维护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不可能说法官的做法是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但是，从法官管理的内部的实际的运作机制来说，他又是对的，他是按照与他最近的一级的文件或官僚的指示和要求这样做的。所以，法官的体制不可能把他的判决作为错案，虽然，他们在许多情况下知道这是冤案。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样的判决，对他自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要彻底地查明事实真相，可能会给他本人带来更大的麻烦。比如，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自己增加了工作量，或者，自己力不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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