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方向不同，旅程各异，然而在机场，在车站，在码头，成千上万匆匆的步履，却以这样那样的姿态，汇聚成同一个声音：回家！
　　春节回家，是一个游子一年中最重要的事。遭受了买票的艰难，出行的辛苦，是为了一份感觉、一种体验、一个记忆。漫天的大雪，温暖的炉火，空气中弥漫的饭菜之香，这些温馨的意象最终抽象成为一个不灭的传统。
　　回家是一个传统。回家的感觉真好。
　　本期封面文章我们向您讲述的就是一个回家的故事。
　　湘女秀秀在她三岁的时候，被人贩子蔡德玉夫妇从湖南耒阳拐卖到了福建莆田。２００２年春节后，她跟随其养母家二哥到青岛打工。其间，养母多次提出要她与其二哥结婚，但秀秀感到十分为难，为此，秀秀萌生了寻找亲生父母的强烈愿望。
　　青岛和湖南的媒体报道后，秀秀的寻亲之旅受到广泛关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两次批示，公安机关要采取一切措施帮助秀秀找到亲生母亲。这位副部长说，“有些事情对我们公安机关可能是小事，但对老百姓讲可能是终生大事。当一个姑娘知道了自己被拐的身世，心灵上的创伤该有多大。”
　　寻亲的过程一波三折。最初，秀秀与耒阳市灶市镇锡里村村民资和平、李丛香夫妇相认，但亲子鉴定结果否定了秀秀与他们存在血缘关系。此后，民警历尽艰难远赴福建将犯罪嫌疑人蔡德玉、邓珍英抓获，他们供述了拐卖秀秀的真实时间。经公安机关多方努力，最终在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找到了秀秀的亲生父母唐素清和潘玉珍。
　　回家的故事似乎是以“大团圆”为结局的，但是，当我们的记者再次联系秀秀时，她却已经离开青岛，回到福建那个家中去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她对蔡德玉（人贩子）一家怀着愧疚之心，因为如果她不坚决要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的话，蔡德玉、邓珍英肯定就不会东窗事发，不会坐牢。与蔡德玉一家生活过很长时间的秀秀此时觉得对不起蔡家，她要回去照顾蔡家的几个孩子。
　　情、理、法，这三者的冲突在秀秀的寻亲之旅中被演绎得让人扼腕，秀秀无疑是拐卖犯罪中的被害者，但她对蔡家的同情又是如此发自内心，这不由让人有些怜悯蔡德玉夫妇的“冤”。
　　一个法制背景下的精彩的回家故事，希望我们的读者能从中感悟到更深层的一些东西。
　　无论是回到亲生父母的家，还是回到被拐卖地的家，秀秀的内心应当是温暖的。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的贺信说，“在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罪恶和丑陋的东西，但阳光和温暖是主要的，正义终于战胜邪恶。”
　　阳光和温暖是主要的，它充满了我们回家的路。（《方圆》杂志主编　赵志刚）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对于一个有着正常生活的人来说，恐怕不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对于另一些命运特殊的人来说，这样的问题却成了压在他们心头的一块石头，挪不走，也放不下。
　　在我们的周围，总有一些人，因为他们的罪恶而改变着别人的生活。幸好，在这个社会中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把老百姓的事当成自己的事，竭尽全力地维护着这个社会正常的规则和秩序。
　　研究表明，一般人对３岁以前的记忆是很难留下痕迹的。但在一个叫秀秀的女孩身上，你将看到这不是定律。
　　吉草村是福建省莆田市的一个小山村，从小在山村里长大的女孩秀秀，高中毕业后就到了莆田打工。２００２年刚一开春，２２岁的秀秀决定走出山村，去看看外面精彩的世界。她坐火车到了青岛。此前，秀秀认为自己从来没有见过火车。
　　然而，就在秀秀走进火车站台、看见火车的一刹那，她内心深处一种奇怪的记忆突然被唤醒了——遥远的过去，依稀中自己不仅见过火车，而且还坐过火车！在列车上，她的记忆愈来愈清晰，也越来越坚信自己就是坐着火车，从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被带到福建的。
　　“不然，我为什么会知道火车是绿色的呢？！仿佛之间有一个十分亲密十分温暖的声音一直在叫我，可是我却看不到她。”秀秀后来说起当时的感受。
　　此前，秀秀常听别人说自己是被人从外地带来的，但她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到底从哪里来。于是，在青岛打工的秀秀给当年把她从外地带到福建的蔡德玉、邓珍英夫妇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想寻找亲生父母。对这两个人，秀秀十几年来一直叫他们爸爸妈妈。
　　没想到，邓珍英在电话里骂了一句“神经病”就不再理她。蔡德玉起初也不肯告诉她真实的情况，但在秀秀的再三请求下，蔡德玉告诉秀秀，她来自湖南。
　　尽管秀秀没有获得更多的线索，但蔡德玉的说法更加坚定了秀秀的念头：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２００２年４月２０日，一个神情忧郁的女孩来到山东《青岛早报》报社，记者姜宝虎接待了她。这个女孩就是秀秀。“她的眼神是忧郁的，她不敢直接去打量你，而是用眼睛的余光偷偷看你。”姜宝虎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
　　秀秀告诉姜宝虎，她身份证上的名字叫黄秀妹，小名阿妹，“‘阿妹’这个名字在福建非常普遍，是专门用来称呼那些从外地带过来的小女孩。”之后，她又把记忆里能搜集到的信息一点点地发掘出来。
　　“当时我拿鞋子回家，然后赤着脚，在那里玩泥巴。后来一个阿姨，叫我到她们家里去玩，然后我就跟她走了。”在秀秀模糊而遥远的记忆中，老家的村口有座像黄鹤楼一样的建筑，村边有一个不大的湖或者一条小河，自己的家离铁路很近，屋前好像还有一条马路。
　　“我觉得如果能找到回家的那条路，那我就可以找到我的家。”秀秀想回家的念头是那样的强烈。
　　８天后，由姜宝虎采写的《２０年了，谁能帮我找妈妈？》在《青岛早报》刊发。
　　２００２年５月４日，秀秀再次拨通了养父母家的电话，希望再多了解一些情况。邓珍英还是一口回绝，而蔡德玉态度要好一些，秀秀说：“爸，你也有儿女，如果你的孩子２０年没有看到你，也会很想你……”说着说着，秀秀哭了，声音也开始发抖。电话那头沉默片刻以后，传来了蔡德玉的声音：“你是从湖南耒阳灶市（镇）那边带来的。”
　　锡里村是湖南省耒阳市灶市镇最偏远的村庄，如果没有１９８３年３月８日那个下午，资和平、李丛香夫妇的生活就像村边那静静的河水，不会掀起大波大澜。
　　锡里村村口有一条小河，河上有一座小石桥，京广铁路从离村边５０米的地方穿行而过。
　　资和平、李丛香夫妇就生活在这个村庄里。
　　李丛香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孩子丢失的情形：“他们开始偷我小孩的时候，孩子只有２岁，就像这个小姑娘一样大。”她指着旁边站着的一个小女孩比划着，“因为村里从来没有丢失过小孩，所以开始并没有想到孩子真的丢了。”
　　资和平、李丛香的女儿资桂花半天没见身影了，由于当地民风淳厚，资和平一家开始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当地农村，孩子因为贪玩走远而一时半会儿不回家也是常有的事。但直到当天傍晚，依然没有孩子资桂花的任何消息，李丛香开始急了。
　　李丛香的记忆至今历历在目：“到火车站啦、汽车站啦、长途汽车站、公共汽车站都找了，这山上啊、水塘里啊、井里面也去捞，怕她哭着哭着掉到井里面。全村人都在帮着找，找了几天，没有吃什么饭，一直在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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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圆法治》杂志授权东方法眼刊登，《方圆法治》杂志是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的国家级法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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