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节约的刑事侦查
　　■文／刘品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下，任何企业的投资者总想以最小的代价追求最大利益。而刑事侦查本身可视为国家的一种投资，需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也期望获取一定的效益，那么刑事侦查是否应该树立市场观念，实现市场化转型？
　　这个传统上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正在随着我国犯罪案件的攀升与司法经费一时难以大幅地提高，而逐渐显露出来。辽宁省汪南村的这起普通杀人案件引发的侦破新闻，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范例。在该案中，侦查人员为寻找一个重要的物证——被害人尸体，而耗资１０万元，挖了一个６０×３０×２０米的、作业现场占地十余亩的“天坑”，却无功而返，进退两难。因而引起了民众与新闻媒体的极大热情。
　　我们首先应当承认，有关侦查人员的取证态度是值得肯定的，做法也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第４６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在办理杀人案件时，绝不能仅仅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就结案，他们还必须获取一些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物证。特别是找到被害人尸体、杀人工具等，似乎成了准确侦破杀人案件的标尺。如果违背了这一办案惯例，侦查人员将会心里没谱，不敢移送起诉；即便移送起诉，检察人员往往也会退回补充侦查；再进一步，即便诉至法院，审判人员也极有可能驳回起诉。这种司法惯性一方面督促侦查人员跳出“口供主义”的泥潭，另一方面又似乎指引他们寻求新的所谓“铁证”。
　　但是，这个案件的侦查显然是个失败的例子，因为其中侦查机关付出了巨大的直接投入，却没有得到所需的回报，甚至成了一起“夹生案”。这就不得不让人深思了。我想，如果案件中非提取这一份证据不可，为此花费１０万元、甚至１００万元，也没什么可说道的，因为一起命案侦破带来的效益岂能用１０万元、１００万元来衡量。但是，本案中这些投入都只是为了获取一个可以替代的证据，难怪人们会问，这样办案究竟值不值？
　　其实，侦破杀人案件究竟可以投入多少钱，古今中外没有定数，这要视案情、办案水平与社会发达程度等综合因素而论。在当今的中国，为命案而投入１０万元取证不过是正常之事，值不得大惊小怪。例如，我国公安部前不久为缉拿马加爵归案，就悬赏２０万元，而且收效良好，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俱佳，民众也满意。
　　同样是耗费巨资办命案，为什么民众的满意度迥然不同？我想，其原因在于两点：
　　其一，马加爵案是把钱花在刀刃上，抓不到嫌疑人就无法结案；而本案仅仅是为了取一份虽然重要但并非必需的证据。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从实践来看，这一份证据并非不可或缺。侦查人员应该能够认识这一点。
　　其二，马加爵案是为降低办案成本而选择见效快的办案方式，而本案则是糊里糊涂花钱办小事。如果马加爵案不通过悬赏方式缉拿犯罪嫌疑人，那么恐怕要动员全国警力、至少是其可能逃窜地的警力布控，这样每天的开销可就“海了去了”。相比而言，悬赏缉拿的投入要少得多。而从本案材料来看，应该说对侦查人员第一期的打捞作业不必吹毛求疵，因为他们不可能预见到抛尸现场的枯井会塌方，而且他们也通过努力打捞出死者胸罩、毛发等部分重要物证；但是，在第一期打捞作业遇到塌方以后，侦查人员的后续取证行为就值得商榷了。他们应该预见到继续打捞的巨大投入和负面影响，他们应该思考可能的替代取证方案，他们尤其应该突破思维定势改变办案方向……如果这些“应该”成为现实，就不会有“耗费１０万、收获天坑”的新闻性结局。换言之，本案警方办案花的钱虽不算多，却是一笔本可以避免的糊涂开支。
　　当然，在刑事司法中强调侦查成本观念，并不意味着简单或僵化地理解侦查投入与收益。比如，我们不能说警方调查一起金额为１万元的盗窃案就不能花费超过１万元，调查一起杀人案就不能花费×万元以上（或某个具体数额），因为侦查的收益不仅仅在于经济效益，而且有巨大的社会效益，如阻慑犯罪等。又如，我们也不能说本案警方调查的投入只是１０万元或者其他有票据可查的支出，因为侦查成本是一种人力、物力、财力的综合投入，侦查部门用于侦查犯罪所需的侦查装备、办公场所、侦查人员等固定费用以及具体案件的侦控费用都必须计算在内。至于如何科学地确立侦查成本的观念，概言之就是在侦查活动中也要斤斤计较、精打细算。在完成某项侦查任务时，侦查人员应该有意识地考虑有几种可选的方案，进而选择最为节约的方案。
　　这正是我们讨论本案的意义所在。它充分表明刑事侦查也是一种要讲求效益的活动，切不可不计成本、不顾代价，而应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利用各种稀缺的侦查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侦查部门也可比做一种企业，犯罪案件的侦控是其主要的“产品”，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应当实现效益最大化；当然，侦查部门只能是一种特殊企业，它追求的是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优。换言之，刑事侦查活动绝不能片面市场化，但也切不可无成本观念。
　　最后要顺带指出的是，确立关注侦查成本的现代观念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绝非侦查人员一股力量所能达致，还需要立法、执法与法学界乃至社会媒体等方方面面的关注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