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铜皮打造五亿美元存款骗局　[www.dffy.com]

　　几位年过花甲、没念过几年书的老头儿，一位自称是张作霖的后代，一位自称是李宗仁的“三公子”，一位自称是杨虎城的近亲，为了一个共同的诈骗目标，纠合到一起，编造了一个“美国花旗银行五亿美元存款”和“中华民族４８０００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骗局，这个近似天方夜谭的神话，竟然使许多政府官员、企业领导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甚至一位当地司法机关的领导也中套入局。今天，虽然部分嫌疑犯已经落入法网，令人悲叹的是这些被害人却至今执迷不悟，仍然在期待着这些“名门之后”能够取出这笔存款从而给他们带来百倍的回报。

　　一
　　“再过几个月，到９月９日，这４８０００亿美元的资产就可以全部解冻了，现在统战部王兆国正约我到厦门参与国际谈判，就在这紧要关头，他们却把我关了起来！这中华民族资产解冻的大业眼看就要夭折，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呀！”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４日，在湖南省株洲市看守所里，这位５７岁自称是李宗仁四姨太所生，是李宗仁“三公子”的黄南春面对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记者滔滔不绝，张口就许诺，如果能帮忙让他出去，他会给她１００万美元的回报。
　　记者耐着性子听完了他那让人啼笑皆非的闹剧，黄南春自称为李宗仁四姨太所生，小时被黄姓人家收养并改姓黄，原在厦门居住，曾在国务院“三办”工作，现为“中华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项目协调人、台湾《台海日报》的记者、人民日报《大世界旅游周刊》记者。其母李青梅现年９７岁，手中握有中华民国４８０００亿美元对外债权的明细，并且掌握着国民党政府埋藏在中国内地巨额财宝的大体地点，这些宝藏埋藏在中国内地的五个山头，而湖南省内就有三个。至于如何能将这些资产解冻和怎样找到这些财宝，一是要有其母和他本人的签字，二是要频繁参与国际谈判，三是要有查找和勘察的经费，所有这些，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其所有的诈骗勾当，就源于这样一个荒诞不经的神话。
　　奇怪的是就这样一个小儿科级的神话，竟然能让许多人趋之若鹜，纷纷出钱资助其“民族资产解冻”的“宏伟大业”，株洲市一家颇具知名度企业的领导，不仅出资２０万元，而且身体力行，成为其鞍前马后的一位得力助手。记者见到了这位企业领导人接受参与“民族资产解冻”大业的委托书，委托书左下方类似一枚私人图章的方形图案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印，其他还有几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图章，委托书全文如下：
　　兹委托×××、×××前往中原办理我库民族资产、解冻等事，穿旧鞋走新路为子孙造福，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不成功则成仁全权代表。
　　落款是一个发着光芒的“佛”字，和“ＡＫ００九０三总部李青梅，中华民国九十年吉月吉日”。

　　二
　　没有人对这个神秘兮兮、牛头不对马尾，连标点符号用得都不是地方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文件”进行质疑，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图章倒像是一枚粗制滥造的私人图章，黄南春身为“中华民族资产解冻委员会”项目的工作人员，怎么又能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向这位企业领导颁发“委托书”？其母李青梅虽是李宗仁的四姨太，但怎么可能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人物，甚至还掌管着中华民国政府的大印，甚至到２００２年的“吉月吉日”还在行使着中华民国政府的职权？至于那枚类似中国“八卦图”的印章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所谓“兵不厌诈”，骗局越是神秘到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就越能使人敬畏到诚惶诚恐，连问也不敢问就跟着跑的地步。
　　面对记者的采访，黄南春最后的回答是“９月初在长沙就４８０００亿美元资产解冻即将举行的第三轮国共谈判就要泡汤了，此巨额财产不能回收，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红旗南路派出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国务院会找他们算账！”
　　株洲市看守所关押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是６７岁的贵州人张书陶，他先是称其父张学和是张作霖的侄儿，他自然也就算是张作霖的后人了，不过他这种说法也在“与时俱进”，其父先是渐变为张作霖的副官，到记者采访时，已经演变到只是在东北军当过兵了。
　　张书陶最让入局者深信不疑的是他那个“宝盒”，里面有数个用铜皮制作的铜牌，张书陶称那就是张作霖在美国花旗银行存有五亿美元的“存折”，不过到现在，这些铜皮制作的“存折”也已经由“原件”演化成为“副本”。以后还要作何演化尚未可知，至于“正本”在哪里，张书陶避开在场的警察小声对记者说：“在此处不便披露，如果我有朝一日出去，定能将此五亿美元从花旗银行取出。”
　　被捕前，对于提取这五亿美元的条件张书陶的说法是需要有六枚印章，已经找到了五枚，只差一枚就万事大吉了，当然查找这些印章需要经费支持，这是贯穿五亿美元提取案的一条主线，据张书陶讲，这枚印章可能在新加坡。
　　但是在看守所里，张书陶对记者说现在印章已经全部找到了，目前香港的张学良基金会已经与他取得了联系，只要张学良基金会出面，这五亿美元便可拿到了。至于张作霖的这五亿美元存款为什么没有交给张学良，却交给了一个东北军的普通士兵，张书陶避而不答。
　　记者不由得想起曾经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的“金娣存款案”，与“金娣存款案”不同，张书陶并没有勇气与美国的花旗银行较真儿，只是用那些铜制的“存折”来欺骗世人，让受骗者慷慨解囊，提供经费并因此许以１００倍的回报。

　　三
　　记者有意将此“张作霖花旗银行五亿美元存款”案与“金娣２．５亿美元存款案”做了一个比较，发现两者有许多近似之处：
　　一、两起存款案都出自贵州。据目前可以找到的资料，为数不少的所谓“寻宝”案绝大多数出自贵州，就像短信诈骗多出自厦门一样，看来诈骗方式也很容易形成“规模经营”；
　　二、存款银行都是美国的花旗银行。为什么都选择这家银行，耐人寻味；
　　三、存折都是金属的。“金娣存款案”的２．５亿美元，花旗银行不惜用６．５公斤黄金，打造了一正三副四枚存款凭证，并且在存款凭证上刻有花旗银行总裁和存款人金娣的头像，加上五色套印的纸制票据和白银制造的其他凭证共７７件之多，其金银的总价值超过１０万美金，全部凭证的制作成本高达８０多万美金。而张作霖的五亿美元存款，花旗银行却未舍得使用一克黄金，只是用了几张铜皮，上面不过有几个简单的字母草草制作，即使张书陶后来改称其为“副本”，但是他也没说“正本”是由黄金制作

。从形式上看，这几枚铜制的存款凭证与金制的存款凭证也无任何相同之处。
　　“金娣存款案”和“张作霖存款案”各有悬念，“金娣存款”即使是大额存款，花旗银行在４０年代能否动用８０多万美元的成本，甚至用真金白银来为存款人制作取款凭证，总不免让人生疑，但是后来发展到有学者写了“花旗在华掠夺史”为其进行旁征博引，也有国内著名专家律师团对该笔款项法律追讨的可靠性进行过探讨，其影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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