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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版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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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dffy.com 2004-10-30 20:03:55 作者：理灵 来源：东方法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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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组织也不要迷信……”
——重庆白公馆一面墙上镌刻着解放前夕狱中共产党员向党组织的最后寄语
时间：１９９３年１１月。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２日上午，一个极普通的日子。北京市××区××乡政府的礼堂前，突然响起一阵阵“噼里啪啦”的鞭炮声。谁都知道，北京市政府颁布的“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法规即将在这一年的１２月份实施，赶在禁放令生效前点燃的鞭炮，究竟预示着什么？……
公捕谭西武和谭宝生的大会刚刚结束。
村民们潮水般地从礼堂里涌了出来，在一根根竹竿挑起的红彤彤的挂鞭前，自发地围成一个很大的圈儿，人群中走出一个高个小伙儿，他迈着虎步走到挂鞭旁，悠悠然，点着了一根香烟，火星闪烁，一串串挂鞭被他依次点燃，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便响彻了整个山村。
一堆妇女捂起耳朵笑成了一团；好些中年男人张着憨厚的大嘴呵呵乐；一群年轻的小伙子毫不畏缩地叉着腰；几个老大爷笑眯眯地蹲在地上抽旱烟；三五个老奶奶牵着孙子的小手抿嘴笑……
整个滩头村仿佛沸腾了。
人们喜上眉梢：“谭家父子可下台了！”人们奔走相告：“可盼到这一天了！”
此情此景，对于身为检察官的我们来说，应当是最高的奖赏。
几个月前，我院举报中心收到了××乡滩头村１５位村民的联名举报。
在长达５０００字的举报信中，他们列举了一件又一件令人发指的事件，并提供了相对充足的证据材料，他们的结论是：“大队长谭西武和儿子谭宝生，变相地剥削人民，损公肥私。他们在台上一天，滩头村就不能有片刻安宁，国家的法令政策就不能在这块土地上通行。”他们强烈要求司法机关“严惩坏人”！
他们甚至有些咄咄逼人地直面乡纪委负责同志：“你们敢不敢查谭西武？敢不敢动他？就看你们还是不是共产党！”
村民们的话语如同带响的利箭在我们耳边呼啸着。
我们清楚地知道，当老百姓把一宗案件的处理和共产党的威信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罪恶一定是深重的。
谭西武，时年６４岁；谭宝生，时年３２岁。他们父子二人先后担任过滩头大队的大队长兼大队下属企业综合福利有色金属加工厂厂长、副厂长等职务，曾经是滩头村“有头有脸”的人物，村民们私下里称他们是“两代村霸”。
翻开谭西武的档案，但见劣迹累累：他原是北京市某建筑公司技工，早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就因黑包工、偷盗、贪污临时工工资等犯罪行为，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刑满释放后回到原籍滩头村务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旧习不改，又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
然而，像谭西武这样一个“底潮儿”的“坏分子”，却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死灰复燃”，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我只愿相信一个解释：与乡土为伴的农民兄弟太善良太宽厚了。
那是在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的年代，淳朴厚道的滩头村村民非但没有把“坏分子”谭西武“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而是用长满老茧的双手把他抬上了大队长和加工厂厂长的宝座。
“你们怎么会选举这种有前科的人当大队长当厂长？”我不禁一头雾水。
憨厚的村民捶打着胸脯说：“还不是看重他有一技之长，是个‘能人’嘛。我们就是巴望着他能带着全村人共同致富呀，谁知我们大错特错了！”
透过村民朴实的回答，我似乎触摸到他们灵魂深处的战栗：尝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苦头，再不愿回到“宁种社会主义的草，不种资本主义的苗”的荒谬时代，“谁致富，谁光荣”的宣传煽起了大家从未有过的狂热，可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他们，除了种地，一无所长。万般无奈，他们只能拜倒在心目中的“能人”脚下。说到底，他们是“穷怕了”！
急于告别贫困的人们，怀抱着一个最单纯的念头：只要谭西武能把大家带上致富路，既往不咎。不知怎的，我一下想到“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善良的东郭先生救了狼的命，却差点被狼吃掉。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谭家父子大权在握以后，很快原形毕露。他们把村民当成了“东郭先生”，他们把乡亲的信任踩在脚底，为非作歹，称王称霸，把一个好端端的滩头村搞得乌烟瘴气。
——他们利用职权，非法提取大量不合理的经济收入归个人所有；
——他们明目张胆破坏财经纪律，滥用福利基金及用大量白条下账；
——他们巧立名目、弄虚作假，贪污公款３万余元；
——他们采取欺骗手段虚假列支，偷逃税款１．５万元；
——他们一手遮天，顺者昌，逆者亡，很多村民敢怒不敢言。当时曾流传过一句民谣：“前有狼，后有虎，左右看看有没有谭西武。”
——他们无法无天，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怂恿家人生下第二胎。受到上级批评后，他们非但不检讨，还堵在领导家门口跺脚叫嚣：“我们就是要生儿子，怎么着？罚呀，我们有的是钱！”
——他们骄奢淫逸，肆意挥霍。平日里，谭家父子抽的是“万宝路”、“５５５”牌的洋烟，喝的是１２０元一斤的高级名茶，６０多岁的谭西武光每月吃的壮阳补药就花去３００多元。谭家每个成人的手上都戴着价值５００元到２０００元不等的金戒指，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地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壁毯。仅钓鱼的渔具就价值四五千元。两年内，他们连续购置了两辆摩托车。就连大队惟一的程控电话和保险柜也被“迁移”到谭家落了户。村民们怒火中烧：“他们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全都是我们挣的血汗钱！”
——他们搞垮了滩头村的经济，村民的收入越来越少。短短四年间，在他们的祸害下，滩头村的经济一落千丈，债台高筑。仅有８０余名劳动力的小村子，负债竟高达８０余万元。１９９０年，村民年终收入还能接近３０００元，到了１９９１年底，大队账面上竟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不得已只好向银行贷款１４万元，用做村民的年终分配。可谭家父子一年内提取的奖金加工资就是３万多元。
——他们化公为私，把集体的财产装进个人的腰包。１９９２年秋，谭家用贪污的公款作“投资”，在村里新盖了３间门脸，开了个“双龙商店”。开张之日，他们摆了十多桌酒宴，光鞭炮就放了两个多小时。村民们痛心疾首：“光这鞭炮钱就是我们一年的收入啊！”“他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村民背的债呀！”
——他们滥用职权，胡作非为，践踏村民的合法权益。自谭宝生接任父亲职位后，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他一不懂农业，二不抓生产，隔三差五开着用公款购买的“标致”小轿车带上城里找来的姘头去野外兜风。可是，村民们无论是生老病死，还是婚丧嫁娶，都无权乘坐这辆公车。村民们愤愤不平：“这辆小轿车就是他们谭家特权的象征。”
——他们在民怨鼎沸的情况下，不仅没有丝毫的收敛，还准备了火炮、电警棍，花高价买了大洋狗看家护院。只要路过谭家，准会听到一阵疯狂的狗吠，活脱脱一个与村民为敌的恶霸形象。
……
村民们一边数落着谭家父子的种种恶行，一边打掉牙往肚里咽：“我们把大权交给了谭西武，原指望他能把我们带上致富路，结果，他倒是富了，我们却从脱贫又回到了贫困，我们真是瞎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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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富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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